毕庶澄位于文登的别墅

毕庶澄书法作品(局部)

林 涛

　　第五章  入主青岛独霸胶东

　　就在毕庶澄积极平息渤海舰队闹饷风潮之时，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骤然吹响反奉号角，组织浙、赣、闽、苏、皖五省联军，由江浙兵分三路攻取上海、丹阳和南京。奉系江苏军务督办杨宇霆、安徽军务督办姜登选均向北逃窜，孙传芳以风卷残云之势将奉军逐出东南半壁。如此一来，张宗昌所据有的山东便直接暴露于孙传芳先锋部队的攻击之下。对此，张宗昌组织兵力在江苏徐州以南摆开战场，毕庶澄受命率渤海舰队由海路攻击江苏海州，海州守将白宝山不战而逃。

　　虽然毕庶澄在海州取得了胜利，但张宗昌其他部队却在津浦路上任桥、固镇一带大败，张部前敌总指挥、第二军军长施从滨被俘，后被孙传芳杀死。张宗昌失陷徐州，退守山东，毕庶澄也由海州退回青岛。孙传芳占领了徐州之后，他的五省地盘已经完整，有些心满意足，便暂停对山东的进攻。

　　自海州退回青岛之后，毕庶澄便采取各种手段清除地方势力，着手统一胶东一带的政令和军事管辖权。

　　之前，张宗昌曾任命尹德山为青岛戒严司令。1925年10月，毕庶澄兼任渤海舰队司令之后，入驻青岛。11月底，张宗昌又任命毕庶澄为海疆防御总司令，所有在青部队一律归之节制。尹德山系土匪出身，是前山东督军张怀芝于1917年招抚之部队，尹到青岛之后，即视青岛为一方宝地，任意征调，滥施权威，纵容所部鱼肉商民。自归毕庶澄节制后，尹德山及所部对毕之严明军纪先是不适后是不满。烟台镇守使张怀斌，系张怀芝胞弟，一直占据烟台、登州一带。毕庶澄率部开赴海州作战时，曾任命张怀斌为胶澳护军使（青岛旧称胶澳），率部来青加强防务。毕庶澄回到青岛后，胶澳护军奉令裁撤，但张怀斌不愿离青，其与尹德山早有旧谊，私下往来密切，二人一拍即合，意欲谋反。

　　在此情形下，毕庶澄以突发之势，在诸城包围并缴械了张怀斌所部主力，复派海军陆战队奔赴烟台解决了张之余下部队；与此同时，分兵高密解决了尹德山所部。至此，胶东一带出现了统一局面。

　　1925年12月，毕庶澄被任命为胶东护军使兼第八军军长，并领海疆防御总司令、渤海舰队司令职，成为独霸胶东的一方“诸侯”。

　　毕庶澄手握重兵后，在家乡文登县城东南杨家疃（今天福办峰西居委会）大兴土木，建起了“小洋楼”——毕庶澄别墅。1926年秋，毕庶澄从天津购进一台微型汽油发电机，为其别墅发电照明，文登县自此始有电灯。1930年，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简称“文登乡师”）在毕庶澄别墅南面的空地上破土动工。1932年９月，文登乡师正式开学，因校舍紧张，便租用毕庶澄别墅当作办公室和总务处。1940年２月18日日军占领文登后，重兵进驻毕庶澄别墅和文登乡师，并在其周围修筑围墙，四角垒起碉堡，墙外掘以壕沟，称为“新城”，成为日军在胶东半岛的大本营之一。1981年5月，毕庶澄别墅被拆除，在原址建起了文登师范学校办公大楼。

　　第六章  岱南之战力主和平

　　1925年年底，张宗昌自徐州战败退回济南之后，打出了“保境息民”的旗号，意图取得喘息与整顿部队的机会。但1926年年初，属国民军的河南岳维峻部接替直系孙传芳部由河南东部向鲁西进攻，北路为岳维峻嫡系之李纪才部，南路为王为蔚、田维勤部，王、田原为靳云鄂旧部，而靳云鄂乃直系吴佩孚部将。当张宗昌在济南外围打退北路李纪才部的进攻后，靳云鄂接受吴佩孚、孙传芳委任的五省联军第一军司令来到徐州，并收回了王为蔚、田维勤等旧部，由徐州向北经滕县、邹县进抵兖州、曲阜一带。这就是所谓的岱南战争。

　　当时，对靳云鄂部是战还是和，在张宗昌的部将中分歧较大，以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为首的主和派，与以第六军军长褚玉璞为首的主战派各抒己见争执不下。

　　毕庶澄强力主和，他的主和主张在1926年1月12日召开的一次青岛各机关首脑和各界代表会议上讲得非常明确，他说：“……南部孙（传芳）杨（宇霆）之战，本不干山东之事，张督办（宗昌）原可袖手旁观，如无同属奉系（指张宗昌与杨宇霆），彼此有互援之义，遂有此次徐州之牺牲，以致山东亦陷入战事漩涡。现岱南、岱北、济西一带，已经十室九空，人民涂炭，惨不忍言。现完全未受殃及者，惟有胶东一带，将来战事延长，军用饷糈势必取之于胶东。以兵计之，月需百余万元，以区区一隅何能筹此巨款，故本人之意，极愿和平了结……拟以相当条件与靳（云鄂）议和，使南路战事告一结束。”毕庶澄的这种主和主张，在数次由张宗昌召集的军事会议上都与褚玉璞形成针锋相对的意见。

　　在这种是和是战未完全确定的形势下，毕庶澄被调往兖州前线。1月15日，他率所部击退豫军田玉洁的进攻之后，将司令部移往吴村，但为了取得与靳云鹗接触的机会，他又只率少量部队前驻姚村。靳云鹗也是山东人，他很赞赏毕庶澄这种保护桑梓的想法——其实当时许多人包括张宗昌在内都倡导“山东人不打山东人”。于是，靳云鹗派代表陈雷来到姚村，与毕庶澄会晤。陈雷是毕庶澄在江苏军官教育团时的老同学，二人相见倍感亲切。第二天，毕庶澄就单骑随陈雷面见驻扎在曲阜的靳云鹗和王为蔚。经过洽谈，双方大体商定了和平条款，后经张宗昌与靳云鹗亲自晤谈，终于取得岱南战事的和平解决。

　　其实，对于各军阀之间这种走马灯式的混战，毕庶澄早已厌倦。1925年12月，毕庶澄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就说：“现下中国时局混乱已极，是非颠倒，人民涂炭，皆由各大军阀自私自利，不顾国家所致。余自入军界以来，即抱定救国爱民主旨，凡有与此主旨违反者，即为余之仇敌……”（见1925年12月26日《申报》第六版）

　　第七章  收复天津直督之争

　　1925年年底，奉系直隶军务督办李景林在冯玉祥国民军的攻击下退出了天津。1926年年初，李景林的直军和张宗昌的鲁军，为对付国民军、豫军和直系军队的包围形势，组成直鲁联军，张宗昌任司令，李景林任副司令。待山东局势有了好转之后，直鲁联军便决计收复天津。1926年2月下旬，张宗昌调褚玉璞率直鲁联军第六军由陆路，毕庶澄率渤海舰队和直鲁联军第八军由海路攻打天津。

　　渤海舰队本拟定于2月28日分两组编队向天津出发，第一组包括永翔、楚豫、华甲三舰附商船一艘，载陆军第一百四十旅之一部及陆战队一团官兵；第二组为海圻、海琛二舰，附商船两艘，载陆军第一百三十九旅、第一百三十七旅官兵。然而就在这时，忽传北洋政府拟决定由毕庶澄代替张宗昌担任山东军务督办。张作霖获悉确讯后，即派专人赶赴青岛面见毕庶澄，询问其对于督鲁的意见。

　　毕庶澄闻讯后，于2月25日急发一则通电表明心迹，明确表示将拒绝督鲁任命。张作霖当即复电极表欢迎之意，其电文有“我弟此电，非特自表心迹，其关于世道人心，良匪浅鲜，用特电复，以志嘉佩”等语。毕庶澄遂于舰队出发之时，乘“政记利通”号商轮到大连转奉天谒见张作霖。张作霖非常高兴地接见了他，并面谕兵站总监米春霖，凡渤海舰队及陆军一应军需，充分供给不使缺乏，对毕庶澄表示了极大信任。

　　离开奉天后，毕庶澄转秦皇岛乘军舰赶赴天津大沽口。3月6日，毕庶澄抵达大沽口后，立即研究登陆作战计划。因当时海陆军均缺乏登陆作战的经验，因此抢占大沽口并不顺利。守卫大沽口的国民军鹿钟麟部因遭到鲁军两次夜袭登陆的攻击，便决定将大沽口灯塔标志及浮标拆除，并在白河口敷设水雷。自3月11日起，大沽口即被封锁，航运完全断绝。没想到，这一举动引起了国际纠纷，外国使团向北洋政府严重抗议，言指封锁海口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立即撤除障碍，否则各国将自行采取行动恢复海口交通。12日，又发生了大沽口炮台国民军误伤日舰事件。为此，日本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赔偿，并纠合英、美、法、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措词强硬的通牒，日、英、美、法、意五国驻天津海军代表会议也分别向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和国民军将领鹿钟麟提出四项要求：一是撤退渤海舰队，二是撤去水雷，三是恢复灯塔航标，四是恢复海口交通。后来因此爆发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鉴于此，毕庶澄和鹿钟麟不得不答应五国的要求，毕庶澄所部自大沽口进占天津一事也不得不被迫停止。

　　就在毕庶澄的海军受阻于大沽口的时候，陆路由褚玉璞指挥的直鲁联军在马厂、沦州之间也遭到国民军的强烈抵抗，无法前进，两军展开拉锯战。

　　然而形势瞬息万变。此时，张学良率奉军经热河出关，先后占领了卢龙、迁安、东亭等地，3月21日开始攻占唐山、滦州；直系的吴佩孚也联络同属直系的齐燮元、张治公以及皖系的吴新田等通电讨伐冯玉祥，冯系的国民军在军事、政治、外交上陷入困境，便有退出京津、保全实力之意。21日，冯玉祥下达总退却令；22日，鹿钟麟部从天津撤退；23日，李景林从天津撤退时留在租界内的残部，由李的侄儿李书风率领占领天津。渤海舰队也于22日占领大沽口，海军陆战队于23日凌晨分乘永翔、楚豫二舰进占天津。毕庶澄随舰抵达天津后，略予布置，即由小站赶赴马厂向张宗昌报告。此时，张宗昌与褚玉璞尚被阻于马厂一带，直到24日下午才由马厂赶到天津（这一行程次序，当时《天津益世报》和《申报》等均有报道）。

　　直鲁联军占领天津后，发生了直隶军务督办之争。原来，张宗昌与李景林在攻打天津之前，有“谁先打下天津就任命谁为直隶军务督办”的口头协议。但这次天津的占领首先是因国民军主动撤退，而后是李景林的侄儿李书风所部和毕庶澄所部都于3月23日占领了天津，所以不论是李书风或毕庶澄出任直隶军务督办均符合原先口头协议。但李书风官微权轻，而李景林此前是从天津战败出逃的，且是时不受奉系主帅张作霖待见，因此直隶军务督办一职，毕庶澄是最佳人选。但褚玉璞对该职觊觎已久，此次未能先达天津，心中十分恼火。对此，毕庶澄心知肚明。为了不引起争乱，3月26日晚，毕庶澄在天津国民大饭店设宴招待部下及新闻记者时公开表示，完成攻津任务后即南返，决无在津任职之意。次日，毕庶澄又发布通电申明心迹。4月初，毕庶澄率渤海舰队运载所部陆军返回青岛。不久，褚玉璞就任直隶军务督办。

　　第八章  南下“援孙”兵败上海

　　1926年7月，由蒋介石担任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由广州誓师北上，直系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的军队接连败北，孙传芳率残部退至浙江、上海一带。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决定进军杭州、上海，会攻南京。2月，张宗昌命直鲁联军南下进入江浙，名为“援孙（传芳）”，实则借机抢占地盘。毕庶澄被任命为直鲁联军第五路总指挥，率直鲁联军第八军于2月24日抵达上海，驻扎于上海火车北站，以数节列车为司令部，其主要任务是防守松江三十一号铁桥，准备阻拦自嘉兴方向进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

　　毕庶澄抵达上海之时，上海的军事形势已相当严峻。孙传芳已经完全丢失了浙江，浙军周荫人部主力部队退守上海闵行一带，毕庶澄的军队除陆军大部南下外，其渤海舰队原本也准备开拔上海，但因长江舰队司令杨树庄反对，仍留守青岛。而南下部队又分散在上海外围一条扇形的防线上，北起江阴、宝山，西至太仓、昆山、苏州，南至松江、青浦等地。因此，抵达上海之后，毕庶澄无日不奔波于上海外围防线之间。

　　3月中旬，上海形势急转直下，原本归服北洋政府的长江舰队司令杨树庄突然易帜，率舰队改投国民革命军，而毕庶澄的渤海舰队又远在青岛，由此断绝了直鲁联军海上之联系；浙军周荫人自沪南闵行、松江防地不战而溃，向江北南通撤退；西部战线，安庆失守，南京吃紧。在此情形下，蒋介石派毕庶澄的同乡崔唯吾来沪劝降，声称只要毕庶澄投诚，即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二军军长。

　　对于此次蒋介石的任命，毕庶澄既没有拒绝，也没有公开表态。而恰于此时，上海工人爆发了由周恩来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毕庶澄位于火车北站的司令部被武装工人占领。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亦突破松江防线进抵上海。3月24日，毕庶澄乘坐日本商船“神丸”号离沪返青。

　　回到青岛后，毕庶澄立即赶赴徐州面见张宗昌。此时，鲁军已从江南全面后撤至江北，张宗昌自南京失守后也退到徐州。张宗昌对毕庶澄退出上海的举动“极为谅解，令其重整部曲力图振刷”，并拨给他20万元以备回青整顿旧部。

　　从徐州见过张宗昌回到青岛后，毕庶澄重新整编了从上海乘“西京丸”号舰船撤回青岛的部队。然而就在他整顿军队准备重振旗鼓之时，却遭到了枪杀。

　　1927年4月4日，毕庶澄突然接到直鲁联军副司令兼第六军军长、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的电话，谓“奉效帅（张宗昌）令来济布置后方事宜，须与老弟晤面接洽，请即赶速来济”。4月5日，毕庶澄带着卫队团长马文龙赶到济南，结果刚下火车，就被褚玉璞的伏兵乱枪打死，伏击者之首领，就是被毕庶澄从胶东赶走的尹德山。　　　　　　　　　　  (作者单位为外侨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