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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天福精神 光耀千秋
​——天福山起义发展节点、典范意义及精神引领概论(一)

发布日期:2018-01-31 09:46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文登政府网 字号:[ ]


天福山起义竖旗地址


于敬民 杨子林


  编者按


  历史总在岁月的沉淀中,显现它的超凡与伟大;也总在每一个时代的回望中,呈现它的现实意义与不朽光芒。比如发生在文登大地的天福山起义,其典范意义及精神引领,远远没有被我们说透,值得一代代史学爱好者的挖掘、整理、思索、探讨。本期始,本版特别推出《理论研究》,分4期对我国著名史学家于敬民先生的最新长篇研究论文进行刊登,以期透过历史回响,感受天福儿女的智慧与力量,敬请关注。

  天福山起义是胶东最早的抗日武装起义,也是山东抗战初期影响最大的抗日武装起义之一。这次起义对于扭转和推动整个胶东抗战形势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比拟的重大作用。天福山起义就事件来说,它有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涵盖从天福首义,到1938年9月18日沙河镇改编之间的艰难岁月。这个完整过程经历六个发展阶段:首义于天福山,发展于威海起枪,扬名于雷神庙,壮大于西上,成功于蓬黄掖,升华于沙河镇。各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发展节点,并折射出典范意义,从而给今天的人们以启迪。天福山起义所体现出的精神,对今天的人们依然有着引领作用。人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时代,需要天福精神。

  一、天福山起义发展节点

  天福山起义是由胶东特委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标志着胶东特委已经成为能够领导胶东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成熟的党组织。那么,胶东党组织成为成熟的党组织的发展节点是什么?

  (一)领导天福山起义的胶东党组织由幼年到成熟的节点

  中共胶东党组织由幼年的不成熟,发展为成熟坚强的党组织,其发展节点就是理琪《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文登党史室《中共文登地方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以下简称《一封信》)。

  胶东东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就有了最早的党员,三十年代初就出现了党的组织。胶东党的领导机关也在斗争中产生。1933年3月在胶东成立了以张静源为书记的最早的胶东特委;1934年成立了以常子健为书记的胶东特委;1935年成立了由张连珠为书记的胶东特委。至1935年“一一·四暴动”,胶东特委经历了三次建立、三次遭到破坏的血的洗礼过程。

  中共胶东党组织从一开始出现,就领导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主义革命斗争。特别是在“一一·四”暴动期间,党组织表现出的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宗旨。这些至今仍在激励着人们的革命斗志,成为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但是,这些斗争却毫无例外地都遭到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除了其他方面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期间胶东党组织还处于党的初期阶段,还是一个幼年、不成熟的党组织。它的不成熟及其在思想上、行为上的表现,理琪在《一封信》中都有着精辟的分析。理琪指出的胶东党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一一·四”暴动失败的教训,二者是胶东党组织处于不成熟和幼年阶段的主要表现。而理琪在信中对党组织和党员所提出的要求,标志着胶东党组织的成熟。

  《一封信》是中共胶东地方党组织的第一个正式文件。这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的问世,对于胶东地方党组织的发展,起到了根本性的关键作用。它之所以成为胶东党组织由幼年到成熟的节点,主要有如下理由。

  1、理琪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准确地分析了中国和胶东党组织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他指出,胶东党面临的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革命主观力量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的要求。他一方面指出,中华民族处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和严重”(以下引文除特别标明之外,皆引自理琪《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

  另一方面,理琪又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各种形式抗日斗争,使 “日本帝国主义悚然发抖”;反法西斯运动的日益加强;民族武装自卫运动的日益高涨;各种抗日反帝组织纷纷成立;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这一切“像天空巨星爆炸似的震撼全世界,影响了全世界”。抗日形势将发展到“更高的阶段”。理琪对形势的激动人心地介绍,这对于长期摸索前行的胶东广大党员来说,就好像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它鼓舞了广大党员的信心,增强了党员斗志。

  结论是:只有成熟的党组织才能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客观地、科学地分析面临的形势,给人们指出光明的前途。

  2、理琪准确地总结和指出了以前胶东党组织存在的问题。理琪认为胶东党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非组织观念严重、组织纪律性差。如有的存在自由主义,有的阳奉阴违、故意怠工,有的擅离职守,有的不服从组织工作安排,有的搞军阀作风,有的对同志无情打击,有的拒不接受组织批评,有的不能正确看待犯错误的同志等。

  二是组织发展审查不严格。存在手工业式的发展方式,缺乏在斗争中考察发展党员,致使不少不符合党员标准的人混入党内。特别是一些投机主义者、流氓主义者、领袖主义者进入党内,“破坏了党的名誉,散漫了党的组织,腐化了党的行动”。

  三是党员的组织活动能力差。只有党组织的领导者和少数干部在积极从事党的活动,而普通党员工作主动性差。党员不知道怎样进行党的活动,不知道怎样开展工作,没有从事革命活动的能力,对上级依赖性严重。

  四是党的活动严重脱离群众,有党组织活动而没有群众组织的活动。党组织活动缺少群众组织和群众参加斗争。由于没有对群众进行组织,致使群众被封建组织所利用。由于没有依靠群众进行斗争,致使党的力量很轻易暴露,也很轻易遭到破坏,力量必然大为削弱。

  五是保守党的机密观念差。有的泄露党的机密,把党内的事向党外的亲戚、好友泄露;有的不懂保密技术,不知道怎样掩护党的机关,还有的不懂秘密工作的特点,等等。理琪特别并且反复强调,保密工作对党的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

  理琪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胶东地方党存在的上述问题,并严肃地指出了这些问题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使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的知识教育和党性教育,提高了党员对党组织的认识,分清了是非,明确了党员的任务和义务。

  结论是:只有成熟的党组织,才能直面自己的缺点,勇于解剖自己,不回避曾经犯过的错误,更敢于坦诚地面对由于组织的错误而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

  3、理琪全面、科学而深刻地分析总结了“一一·四”暴动的经验和教训。理琪认为“一一·四”暴动的正面意义在于,暴动震动了国民党军阀在胶东的统治,扩大了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意义不能抹杀。同时理琪认为“一一·四”暴动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动暴动的领导者对党组织的作用没有明确的认识。

  二是对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缺乏研究。

  三是缺乏起码的政治常识,陷于盲目无知和盲动。最重要的在于忽视和取消了地方党组织的建设,把所有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全部卷入暴动,取消了原来地方上的党组织和党的活动,以致把党组织全部暴露给国民党反动派,一旦暴动失败,党组织就遭到完全破坏。理琪将忽视党的建设搞暴动,形象地比喻为“取消了树根,反希望树梢的繁荣”。

  四是“一一·四”暴动,是在主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发动的。理琪说暴动应具备三条:“庞大的先进阶级,阶级力量超过敌人,中间分子投到革命方面来”,胶东都不具备。

  五是“一一·四”暴动缺乏游击战争的基本要求。如队伍精干而不能庞大复杂;行动灵活迅速,便于分散和集合;游击队员要具备勇敢机警、吃苦耐劳,对党忠诚,明确任务等。这些都是“一一·四”暴动所欠缺的。

  六是“一一·四”暴动缺乏群众的掩护,脱离广大群众。党组织没有“依靠群众来掩护其生活与存在”。也就是说群众工作做的太少,没有激发群众参加斗争的热情。党员并不明白,只有依靠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才能推翻反动统治。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理琪告诫胶东党组织“游击队是在群众掩护之下,才能生存”。

  七是“一一·四”暴动忽视了党对武装队伍的政治路线领导。“一一·四”暴动是胶东特委发动和领导的,但具体在管理队伍时却没有体现党的政治领导。如有政委,但政委不知道干什么;党员参加暴动,但却没有党的支部和党的小组来组织领导;党组织缺乏对党外群众的领导,自动放弃了对党外的领导权。理琪特别强调“党在游击队中的政治领导是必须加强,不能丝毫分离和忽略”。

  八是暴动队伍缺乏组织纪律性,指挥员指挥缺乏军事常识。名义上有中队、小队组织,但却混乱在一起,队伍不健全,且有的无队长;不听指挥,不会指挥;得来的战利品乱争乱抢,有的甚至入个人的腰包;老人小孩随队伍较多,不适应队伍行动,队伍散乱、目标庞大,增加了作战人员的负担;缺乏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而到处逃散;暴动的领导指挥者缺乏起码的军事常识,营地连岗哨都不知道派设,以致敌人到了门口也没发现。这种军事上的无知,导致忠诚的战士无谓的被逮捕和无谓的牺牲。

  理琪以革命家的博大胸怀,鼓励胶东党组织的同志们“革命工作伟大无比,革命道路艰难曲折”,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在于改正错误。他还用列宁的话鼓励全体党员同志。

  结论是:只有成熟的党组织才能实事求是、科学地总结自己走过的路,从失败中寻找教训,以迎接新的战斗。

  4、理琪对胶东党组织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对今后的组织建设主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指出党的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和学习保密工作技术的重要性,强调加强党的保密工作和大胆开展革命工作的关系,“要公开地工作以弥补秘密工作的不足,以秘密工作策动公开工作。”

  二是教育党员要懂得扩大党的组织与审慎发展党员的关系。发展党员要注意质量,不能只求数量。特别强调党员的标准,首先是要注意阶级性,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革命意志坚决,忠诚于共产主义信仰,并且要经过长时期的考察,确实符合条件才准许入党。其次要注重在群众运动中发展积极分子入党。一个人“有没有觉悟性,是否坚决拥护革命、信仰革命,在平时是不容易认识很清楚的,只有在群众多次斗争中,才能看出来,提选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加入本党,是最好的办法”。强调新党员“一定要经两个以上正式党员的介绍、经上级审查合格”,才能发展为党员。

  三是提出必须坚决“维持党的纪律”,党员不能混同于百姓自由散漫,“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前提”。理琪对党的纪律提出了几条严格的硬性规定:对行动自由散漫的党员要严格批评,对行动妨碍党的工作的党员要立即停止工作、留党察看;对于无意中泄露党的机密者应提出警告,对于故意泄密者立即开除出党;对于不遵守秘密工作规定、并且拒不接受批评的党员,应停止工作、留党察看;对于在党内散布反党言论者立即开除出党;对于阴谋破坏党和危害同志者,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故意消极怠工和革命意志动摇者,应调换或停止工作。

  四是要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准和文化素质。理琪认为,党员之所以活动能力薄弱,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文化教育水准太低”。为提高党员政治水准和文化素质,理琪提出了以下措施:对上级的指示和文件要进行集体讨论,如有不足之处可以补充,然后执行,最后把执行的结果如实向上级汇报;上级对下级的工作要经常巡视、督促、批评和指导;经常召开党小组讨论会,深入研究问题和工作方法,对不能解决的问题,求得组织的解决;在讨论和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中,提高党员的素质和水平。总之要在日常党的组织活动中提高政治水平。

  理琪特别强调,党员要重视学习。要多读书,读党的文件、书籍和报纸,读公开发表的书籍和报纸,包括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报纸,以了解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各种新闻材料。特别要学习社会科学、经济学、辩证法之类的书籍,以提高党员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提出党员要尽可能地设法识字学文化,并用列宁“一个不识字的人是很难成为一个良好的政治家”的教导激励党员。强调“只有提高每个党员的政治文化的教育水平,才能使每个党员了解党的理论”。

  结论是:只有成熟的党组织,才能对党组织的队伍建设提出新的规划、措施和具体要求,使党的队伍更加坚强有力。

  5、理琪对胶东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对今后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在各个阶层开展积极的群众工作。总的原则是了解群众所处的地位和疾苦,把党置于群众之中,和群众打成一片。具体要做好七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使工人认识到受剥削和欺骗的本质,相信共产党,建立自己的组织和敌人开展斗争。

  二是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就是要把农民“用灵活的各种办法把农民组织起来”,调动和“鼓励他们的精神”。

  三是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士兵的瓦解工作,因为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展书堂81师剿共,因此这项工作是很迫切的。

  四是积极开展妇女工作,认识“妇女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环”。

  五是积极做好学生和文化界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和他们结成“抗日反蒋的联合阵线”“在他们中间组织救国会反帝大同盟”,和他们结成统一阵线。

  六是利用旧的组织形式开展革命活动和抗日运动,“用敌人的手来打敌人的耳朵”;同时建立新组织如识字班、姊妹会、研究会,将社会各界组织起来,开展活动。

  七是建立正规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组织群众掩护和慰问游击队,选送优秀青年参加游击队,加强党同游击队的联系;要批判一些不良倾向,如消极的右倾、空喊口号、枪杆子主义、轻视群众等,都属于必须批评克服之列。

  理琪在文章最后号召同志们,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同不正确的倾向作斗争,坚决勇敢地夺取政权,完成中国革命。

  结论是:只有成熟的党组织才能做到高瞻远瞩,根据客观形势提出宏观目标和短期任务,使党员明确长远任务和自己应该担负的具体工作。

  由于理琪的这篇文章出现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夏季,当时,不仅胶东党组织和党员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不高,即使在整个党内,整风运动以前,在一般党员中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也都不是太高。特别是,交通和信息渠道不畅通,对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精神不能及时获取,在此种情况下,理琪的这篇文章就愈加显得弥足珍贵。它给胶东党组织指明了斗争方向,鼓舞了广大党员的斗志,也促使胶东党组织坚强核心的形成。文章通篇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等党的基本原则,成为武装胶东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器,也为胶东党组织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6、理琪的《一封信》的思想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理琪身处落后闭塞的文登乡村,为什么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原因有两点:一是与他曾身处中央苏区,对毛泽东著作能勤奋学习,对毛泽东思想领会深刻,具备正确的指导思想;二是他来胶东,能深入党员和群众、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对面临的形势有着清新的认识。

  理琪的一封信,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灵活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产物。

  众所周知,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我军光辉历程上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文章。习近平总书记曾特地率领中央领导同志到古田会议旧址,重温当年毛泽东的教导。

  《古田会议决议》产生前后,正是理琪在中央苏区工作之时。可以肯定的是,理琪对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其他著作有深刻的了解。《一封信》中“过去的缺点”部分,从文章的写作语法逻辑上和毛泽东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有相似之处。首先从题目上看就较为一致。从语法逻辑上看,毛泽东文章是先摆出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及其危害,然后分析非无产阶级思想产生的根源,最后提出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方法。如文中“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先摆出“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及危害”,其次提出“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最后提出“纠正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理琪在《一封信》“过去的缺点”部分中,也是先列出党员存在的“毛病”和“不正确行为”,同时严肃地指出它给党带来的危害,然后分析这些错误和不良分子产生的“来源”;最后用列宁的话为指导,提出改正错误的办法。

  理琪在《一封信》中所列胶东党组织有的具体问题,与毛泽东所列红军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有相似之处。如,毛泽东所列的“非组织批评”现象时,指出一部分人把批评“变成了个人攻击”;理琪在《一封信》文中所列“不正确的批评”时,指出有人“只看见人家的错,就一概认为他完全错了”“就肆意地攻击”。

  理琪说暴动的主观条件应该有三条:“庞大的先进阶级,阶级力量超过敌人,中间分子投到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在《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说红色政权长期存在的重要条件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在《井冈山的斗争》又提出要“有很好的群众”“很好的党”“相当力量的红军”。

  此外天福山起义的当天,理琪召开干部会时曾向大家讲毛泽东“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也是理琪在苏区时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佐证。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是理琪能写出《一封信》的理论源泉。《一封信》是毛泽东思想和胶东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至少可以证明,胶东的党组织自理琪来胶东后,接受的是正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党组织,必定是一个成熟的党。(未完待续)


  (第一作者系山东社科院甲午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威海)兼职教授、原文登师范学校副校长。)






责任编辑:林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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