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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天福精神 光耀千秋
——天福山起义发展节点、典范意义及精神引领概论(二)

发布日期:2018-02-08 10:04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文登政府网 字号:[ ]


“三军”将士攻克牟平城,战士们在城头欢庆胜利


  于敬民 杨子林


  7、天福山起义的思想和组织准备。理琪的《一封信》为天福山起义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在这封信的指导下,胶东特委在理琪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全面的组织建设,为天福山起义做了组织准备。这主要表现在胶东特委的三次组建:

  一是1936年4月理琪来胶东组建了以理琪为书记的胶东临时特委。这个临时特委的主要功绩是:恢复和整顿因国民党的破坏而陷于瘫痪状态的胶东党组织。在理琪的指导下,恢复和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个县区的党组织都逐渐恢复起来。这次胶东特委的组建,使胶东党组织、党员和群众看到了新的革命希望。

  二是1936年10月成立了以理琪任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的胶东临时工委。临时工委的主要功绩有两个,首先是将中共烟台工委和胶东临时特委进行了合并,使合并后的胶东临时工委更具有地域代表性,也使城乡革命斗争结合在一起,知识分子运动和工农运动结合在一起。特委成为更坚强的党的指挥机构,党员和群众坚定了革命信心。其次是胶东临时工委的成立,使以理琪为代表的胶东党组织重新恢复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胶东党组织的工作又重新置于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

  三是1937年12月17日重建了以理琪为书记的胶东特委。这届特委是在天福山起义前召开的极其重要的会议上产生。正是这次会议决定武装起义势在必行,并确定了起义的时间地点。这届特委有着极其广泛的代表性:有原胶东特委的成员,有从国民党监狱出狱的同志,有受省委派遣回到胶东的同志,有在城市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也有长期在农村坚持斗争的同志。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从此胶东党组织的建设走上了正常的健康发展轨道,成为领导胶东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它使党员和群众看到革命胜利的曙光。特委的这次重建,标志着天福山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的最后完成。

  伴随着理琪三次组建胶东特委的历史脚步,胶东各县委和基层党组织也都得到发展和健全,党员队伍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大发展。这为我党后来发动的风起云涌般的抗日武装起义提供了组织保证和干部条件。

  (二)天福山起义是胶东革命由阶级斗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节点。

  天福山起义以前,胶东的革命都属于国内阶级斗争。胶东党组织从产生时起,就领导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斗争的性质都属于国内阶级斗争范畴,即积蓄力量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共产党在胶东大地上出现,其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深入农村、学校、工厂等处秘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同时党组织也领导人民开展了对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

  这些斗争从性质上说,包含三种情况,一是群众自发的开展反封建压迫斗争。如1930年汪疃附近农民发起的声势浩大的抗捐抗税斗争;1931年文登姚山头、五垒岛组织渔民联合会反抗鱼盐杂税的斗争;1931年下半年至1932年上半年,威海卫先后三次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反对奸商的学潮斗争。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感召下掀起的反封建斗争。如1931年冬文登中学“三一学社”就是在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下开展活动的。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反封建压迫斗争。1932年春天文登中学党组织发动的反对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胡建民的斗争。如文登乡师开展的长达几年的革命活动和斗争,其中1934年春文登乡师的党组织成立营救共产党员于云亭和于荣瑞的“营救校长委员会”,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直接领导的“一一·四”暴动和红军游击队的对敌斗争,书写了英勇悲壮的历史。

  从斗争规模上看,有的斗争范围小,参与的人数较少,有的规模较大,涉及的地盘广,参与的人数多。如1931年汪疃开展的抗税斗争,参加的人数达千余人;1932年威海卫第三次学潮斗争参加的学生有一千多人;“一一·四”暴动涉及的地域有海阳、乳山、牟平、文登、荣成、威海六七个县市,仅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的就达600人。

  从斗争方式上看,有隐蔽斗争,如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有和平方式进行斗争,这是较为普遍的斗争方式;有直接通过武装斗争和反动派作斗争,如“一一·四”暴动,特别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斗争时间长达两年多。

  从斗争对社会的影响看,有的斗争在本县,有的在整个胶东,有的在全山东都有重大影响。如1935年的“一一·四”暴动曾迫使韩复渠派出主力部队展书堂的八十一师特地到胶东进行镇压。又如1932年威海卫的第三次学潮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上述的斗争,不论时间长短、规模大小、参加的人数多少、影响远近,也不论是否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他们都属于国内阶级斗争的范畴。斗争的矛头都是直指封建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

  其次,虽然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已经开始;虽然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全面抗战也已开始;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对山东来说,至天福山起义发生前,日寇的铁蹄还未到达,在这一局部地带民族矛盾还没有凸现出来。胶东地区内部的阶级关系、阶级力量还没有太大根本的变动。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内决定了胶东此时依然是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

  1937年12月24日的天福山起义明确地亮出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旗帜,宣告了胶东旧的国内阶级斗争为主要社会矛盾的历史时期的结束,宣告了“天福山武装起义是胶东人民八年抗战史的起点”(柳云光 刘中华《天福山武装起义的历史意义》,《红色文登》第38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这就表明,天福山起义,成为胶东革命由国内阶级斗争向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的转折节点。自此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领导胶东人民走上了艰苦而漫长的民族解放之路;天福山起义旗帜上鲜明地写有“抗日救国”的宗旨,胶东特委以抗日救国来动员和发动人民参加抗战,天福山起义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组织抗日武装宣传队向人民宣传抗日,天福山起义后组织的第一场名扬胶东的战斗就是打击日寇的雷神庙战斗,天福山起义后胶东特委组织的民众各种组织都是以抗日救国为号召的。

  胶东人民自天福山起义之日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八年艰苦抗战。天福山起义成为胶东社会阶级斗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节点和标志。

  (三)威海起枪是天福山起义发展壮大的节点。

  天福山起义刚发动时,起义队伍势力却不是很强。表现在起义队伍组织不健全,只设三军而没成立司令部机构;人数少,只有80多人;武器落后装备差。

  天福山起义,就实际力量来说,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更为担忧的是国民党将我军干部战士29人逮捕,关进监狱,制造了反动的“岭上事件”,使刚刚兴起的抗日起义遭到重大挫折。

  已经成熟的胶东特委,在困难面前又成功地发动了威海起枪行动。1938年1月15日中共胶东特委通过与国民党威海专员孙玺风谈判,得到一百多支枪和一部分弹药和军用物资。一百多人的队伍都汇集到天福山起义的发起地文登沟于家村。从而使天福山起义队伍得到扩大和发展。

  威海起枪成为天福山起义发展壮大节点的主要标志有七点:

  一是威海起枪使天福山起义队伍得到发展壮大。威海起枪当天就有一百多人参加抗日队伍,加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到三军西上前,天福山起义队伍已经发展到“300多人,200多支枪”(张修己《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诞生和发展》),从人数上看是天福山起义时人数的四倍多。

  二是起义队伍建立了领导机构。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部,确定理琪任三军司令,林一山为政治部主任(相当于政治委员);成立了胶东军政委员会,由理琪和吕志恒分任正副主席。

  三是完善了部队建制。三军部队整编为两个大队:将原天福山起义队伍和威海起枪队伍整编为三军第一大队,由孙端夫任队长、宋澄任政委、司绍基为副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每个中队都认命了中队长或指导员;将文登和荣成的起义部队编为三军第二大队,由于烺(后于得水)任大队长、林乎加任政委(原任柳运光)。

  四是带动和促进了周边的抗日起义和充实了三军实力。就在威海起枪不久,1938年1月18日胶东特委和荣成特支在荣成埠柳乡校发动起义,组成30多人的队伍与三军会合。1938年1月30日黄县党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三军第三大队。2月1日特委策动文登荣成交界的黄山起义,后被编为三军第四十一大队,2月3日中共蓬莱县委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三军第三大队。2月7日胶东特委发动牟平育黎起义成立三军第五大队。2月11日荣成古迹顶起义,队伍被编为三军第八大队。

  五是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参军热情。除了驻军附近地区人民积极参军,要求加入三军队伍之外,远在一百多里的牟平县境内每天都有群众络绎不绝来报名参军。即使到了阴历年时,也有大批的群众报名参加队伍。报名人数之多,以致超远远出了三军所能容纳的数额。人民积极踊跃参军是三军所处的形势大好的标志。但是,由于三军处于初起阶段,军队给养、后勤保障、组织工作、干部队伍等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特别是人多武器少适应不了随时可能遇到的战事。于是不得不对一些参军的人进行劝退工作,但人们参军的热情有增无减。特委就采取用登记册记名的方式,把每个要参军的人姓名地址记下,回家耐心等待,等有了枪再通知他们报到。

  六是威海起枪使党组织的队伍也得到充实壮大。“一一·四”暴动以前各地有很多忠诚的共产党员。因暴动失败失去组织联系,他们或隐姓埋名,或流落他乡,或藏于深山老林。威海起枪的成功使他们寻找党的组织提供了线索。各地失去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自动来特委联系工作。尽管他们的联系人和入党介绍人有的牺牲、有的不知去向,而无法恢复组织关系,但他们都为能找到党而高兴,这些人很快又重新履行了入党手续。

  威海起枪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抗日起义,三军队伍也在各地起义之后,得到初步发展。威海起枪是天福山起义得以延续的有力支撑,也是天福山起义队伍初步发展的节点。

  (四)牟平雷神庙战斗是天福山起义影响扩大的节点。

  天福山起义和威海起枪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在攻打雷神庙之前,并没有和日军真枪实弹地开过战,故在全胶东、全省以至于全国并不具有太高的知名度。

  因此,尽管天福山起义是中共在胶东地区发动的最早的抗日起义,是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发动的最早的三大抗日起义武装之一,但在雷神庙战斗发生前,天福山起义和三军的影响力还仅限于胶东半岛的东部。

  雷神庙战斗改变了这一切,成为三军和天福山起义名扬天下的节点。

  其一,1938年1月13日的牟平雷神庙战斗是天福山起义后,三军第一次直接和日军进行交战。它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如果这之前各地的起义只是属于组织发动和扩大队伍,那么,雷神庙战斗就是真刀实枪地和和日军决一死战。这是三军的历史使命所在,是三军保家卫国的责任担当,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提高了我军自身的士气和民族自豪感。它打出了三军的军威,打出了三军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打出了天福山起义队伍为保卫中华民族的坚强决心。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展示了中国军人的铁血形象。这次战斗,代表了胶东人民第一次向日寇宣告,日寇是可以被战胜的。

  其二,雷神庙战斗是山东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抗战初期,战果最辉煌的一次战斗:夺取敌伪县城一座,捣毁两套敌伪县政府,共俘获敌伪军政人员170多名,缴枪100余支,烧毁日军汽车数辆,日军损失飞机一架,共毙伤日军50多名。单从毙伤日军数字上看,此战是山东抗战以来,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毙伤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

  其三,雷神庙战斗是山东抗战以来,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日寇进行的最为激烈的一次战斗。第一,此战对日军来说是一次围歼战,对我军来说是一次突围战,战斗的性质本身决定其激烈程度。当敌人实施全包围后,我军就由突围战转为决一死战的阵地战。第二,这是一场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战斗,日军包围进攻雷神庙动用兵力100多人;而驻守在雷神庙内的三军部队只有20多人,敌人兵力是我军的四五倍。第三,敌我战斗人员军事素质相差悬殊,敌人久经战阵,至少也有几个月的战场经历;而我军大部分都没有经历过战争。第四,敌我武器装备相差很大,敌人用的是先进的步枪和轻重机枪,且有飞机的侦察掩护;我军武器落后, “短枪子弹是很缺少的”,如“副大队长司绍基等人只有几发子弹”,参谋长林一山手持的是一把哑巴手枪。第五,敌我攻守双方位置利害悬殊,雷神庙地处空旷之地,地形孤立,打起仗来难守易攻。第六,雷神庙战斗持续时间长,从下午一点战斗开始,直至晚上九点,双方激战长达八个小时左右,打退了敌人五次大规模进攻。对我军来说,这是战斗意志和毅力的考验。战斗激烈程度,仅从面积仅有零点八平方米的一块铁皮雨搭子上竟有138个弹洞,即可知之。

  其四,此战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日军的战略部署。此战后,日军弄不清我军力量究竟有多大,也弄不清我军何时、在何地会向他们发动进攻,拔除他们的据点。不久,日军把占领的各县兵力退缩到青岛、烟台、威海卫三个沿海据点和胶济铁路的一条线上去了。

  其五,雷神庙战斗扭转了胶东抗战以来弥漫着悲观失望情绪的局面,增强了人们战胜日寇的信心。自全面抗战以来,失望悲观的情绪在人们心中蔓延。雷神庙战斗痛歼日寇的事迹激发了人们抗日热情:抗日的人增强了勇气,观望的人有了信心,中立的人向抗日靠拢,敌视抗日的人也暂时有所收敛。“一些准备投敌的和已经投敌的国民党部队或真或假地打起了抗日的旗号”。雷神庙战斗像神话故事般地被人们传颂着。

  其六,雷神庙战斗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们心中的威望。人们从实际上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人民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队伍,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从而使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斗争风起云涌般地出现在胶东大地。1938年2月15日,三军二路围困蓬莱迫使伪县长投降;3月4日我军重占蓬莱城并建立人民政权;3月7日中共掖县郑耀南部攻克掖县城,成立三支队和人民政府;3月19日三军一部攻克福山城。雷神庙使中共领导的胶东抗战运动此起彼伏,也使胶东抗战形势大为改观。

  雷神庙是埋葬日军的墓地,雷神庙是三军的扬威之地,雷神庙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之地,雷神庙是三军扩大影响之地。雷神庙战斗扭转了胶东抗战形势,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了胶东,也传遍到了全山东省。自此,人们知道了天福山起义,知道了抗日救国第三军,更知道了胶东特委和理琪。雷神庙战斗是天福山起义和三军队伍扬名天下,影响胶东抗战局势的节点

  (五)“三军”西上是天福山起义队伍战略转移的节点。

  “西上”,理琪称之为“西进”,是理琪在欢送三军一大队向西发展出发前的欢送词中,首次提到的概念:“我们要向西发展,使胶东和鲁南连成一片,你这次西进的任务很艰巨”“紧接着便按特委部署,西进文牟海”(张修己文)。可见三军“西上”是胶东特委在起义正式发动之前,早就酝酿成熟的战略转移计划,而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为什么称为战略转移?是因为西上的完成,是天福山起义整个革命队伍包括胶东特委、胶东军政委员会、三军司令部,以及全体部队和人员整体转移到胶东纵深地区,是带有战略性质的行为。

  1、三军举行“西上”的原因。

  首先,西上是由三军所处之地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天福山起义之地,地处文登、威海、荣成三地之边缘区。此地位处胶东最东端,地理位置偏狭。三军在此活动区域南北长才一百多华里,东西长充其量才二百里左右。这样小的地域使三军回旋的余地很小,既不利于军事活动,也不利于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从地利条件来说,它可以是天福山起义的发起地,但却不能担当领导全胶东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重任。地域条件决定三军必须西上。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需要三军西上。中共胶东特委,是中国共产党在胶东的最高领导核心,它要领导全胶东地区所有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完成历史所赋予它的重任。长期驻守在半岛最东端不利于党的统一领导。当时中共在胶东的组织发展一个突出特点是,各地成立的党的基层组织,抗战前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曾遭到反动势力的多次破坏。各地新成立的党组织又不统属于一个上级党组织领导。有的是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组建的,有的是山东省委直接组建的,有的是其他渠道的党组织派人来胶东组建的。这种状况迫切需要胶东特委能站在时代要求面前整合党的组织。党组织建设的现状决定三军必须西上。

  其三,抗日武装的整合壮大,决定三军必须西上。“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名称是中共山东省委在1937年10月中旬济南紧急会议上,按照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对整个胶东抗日武装起义后所有武装的统一番号。在天福山起义后,特别是威海起枪和雷神庙战斗以后,胶东产生了若干以“三军”旗号而产生的人民武装。这些武装一是番号名称不统一,有称为“路”,有称为“大队”,有称为“救国团”等,番号不统一带来建制的不一致;二是三军和其他地区的“路”“大队”之间没形成为直接严明统属关系。三军司令部远在半岛东端,不利于人民武装的整合和力量的发挥。因此为最大限度地整合三军部队,必须西上。

  其四,抗战初期的形势决定,三军必须西上。在天福山起义和雷神庙战斗发生前后,日军侵占了济南、青岛、烟台、福山等。这样胶东的中西部已成为抗日的前线,而远在最东端的威海地区,日寇的铁蹄还未到达。三军是抗日的队伍,必须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抵抗日军的侵略。形势决定三军必须西上。(未完待续)

  (第一作者系山东社科院甲午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威海)兼职教授、原文登师范学校副校长。)






责任编辑:林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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