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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登:天福精神 光耀千秋
——天福山起义发展节点、典范意义及精神引领概论(三)

发布日期:2018-02-08 10:06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文登政府网 字号:[ ]


1938年9月,五支队在掖县沙河镇成立


  于敬民  杨子林


  2、三军西上的曲折过程。三军西上的行动前后共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在天福山起义的当天,由昆嵛山游击队为主的天福山起义队伍组成的西上武装宣传队,于起义的第二天由于得水带领下举行第一次西上。第一次西上的战略目标是“西进文、牟、海”。这一带是“一一·四”暴动的相关地区,有较好的党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便于三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这次西上的战略目的,用理琪的话说就是为了在全胶东建立根据地,然后和鲁南我党领导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三军的这次西上由于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的阻挠和反对,最后以“岭上事件”的发生而宣告失败。

  第二次西上发生在1938年2月,三军司令部和军政委员会成立之后。此次西上,三军司令部和胶东特委,以及军政委员会全体行动,目标是胶东的心脏牙山一带。牙山是胶东地区的心脏。“原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志领导天福山起义之后,就明确地主张把部队开到牙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只因他在西上途中,于雷神庙战役中不幸牺牲,因而耽搁了时间,这才改变了计划”(吴克华《永远不忘人民群众》)。由于攻打牟平和理琪的牺牲,耽误了时间,错过了时机,致使牙山落入国民党地方势力蔡晋康手中。第二次西上也没有实现既定目标。

  第三次西上时间是1938年4月,目标是蓬黄掖。三军此次西上前后,三军队伍在牟海一带活动,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使三军队伍本身得到壮大。很快,胶东其他县的起义队伍都积极和三军联系,以三军的名义开展工作和发动起义,使三军队伍整体得到很大发展。在条件成熟情况下三军进驻黄县,最后完成了西上。三军最后完成了战略大转移。

  3、三军实现西上的意义。

  第一,三军整个西上,带动了胶东抗日队伍的发展,整合了胶东抗日队伍。西上过程中,王亮、柏希宾在乳山育犁乡校夺取枪支成立队伍,被名为三军第五大队;荣成古迹顶起义队伍编为三军八大队;莱阳组成了三军第九大队;蓬莱党组织发动抗日起义,成立第三军第三大队,后改为三军二路;黄县也成立了三军三大队,后改为三军四路;即墨党组织发动抗日起义成立第三军第七大队。三军司令部完成西上后,1938年4月,三军各路部队会师于黄县,并于5月份将三个主力大队编为三军一路,蓬莱起义队伍编为三军二路,文登威海一带的两个大队编为三军三路,黄县起义部队编为三军四路。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掖县起义成立的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一起活跃于胶东大地,承担着打击日寇的重任。西上整合了各地抗日武装,使三军队伍得到壮大,成为胶东抗日的中坚力量。

  第二,三军西上实现了胶东特委对全胶东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实现了胶东党在组织上的统一。

  第三,三军西上推动了胶东抗日形势的发展,使抗日运动轰轰烈烈遍及全胶东的每个角落。

  第四,三军西上,促进了胶东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令当时人们充满向往、令后来人们无限缅怀的西上,光荣地完成了使命。

  (六)蓬黄掖根据地的建立是天福山起义的成功节点。

  三军西上,建立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当务之急。根据胶东面临的形势,要建立根据地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外搞好统战的问题;二是对内要搞好统一领导的问题。

  1、关于统战问题。胶东特委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既团结又有斗争的原则,使统战工作很好地推动了抗战形势的发展。如1938年3月10日,蓬莱的周拥鹤在三军三大队成立后,带领100多人请求与三军三大队合编,表示坚决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抗战到底,党组织就决定由他担任两支队伍合编后的三军三大队的大队长;当蓬莱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周拥鹤又妄图分裂抗日队伍,与共产党争夺军队领导权,三军司令部果断地粉碎了他的叛变阴谋。1938年3月19日三军攻克福山县城,伪县长陈昱反正,我军继续任他为县长;当他后来反共当了顽固派,我军当即决定放弃在此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转向蓬黄集中。黄县国民党政权反正,王景宋当了县长,胶东特委指示可以和王景宋合作抗日,三军与宋的部队进行合编;当他后来不积极抗日,三军毅然将其部队进行改编。掖县国民党员赵森堂思想较差,但有抗日倾向,后来担任了三支队参谋长,但当他要叛乱公开反共,三支队果断地处决了赵森堂,纯洁了三支队。

  2、关于胶东特委的统一领导问题。蓬莱和黄县的抗日起义队伍是直接在胶东特委领导下发展壮大的。

  林一山1937年9月底会见蓬莱县委书记于眉,年底,胶东特委派柳运光传达特委关于武装起义的指示,并将起义队伍番号定位“三军三大队”,1938年2月中旬,征得胶东特委同意,将三大队改为三军二路,1938年7月,三军指挥部粉碎了二路指挥周拥鹤的叛变。蓬莱的抗日武装始终是胶东特委领导指示下开展活动。

  黄县党组织与胶东特委:1937年底蓬莱的三军二路领导人于仲淑到黄县介绍搞武装经验,接着,黄县武装通过三军二路向胶东特委领得番号为三军三大队。1938年初灯节时,黄县共产党员宋兆炼到胶东特委听取胶东特委书记吕志恒“和国民党合作可以,但武装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指示,在特委指示精神鼓舞下三大队发展到300多人。1938年3月,黄县三大队派仲曦东将王景宋假抗日真面貌向胶东特委汇报,胶东特委于4月和东征的鲁东七、八支队,以及掖县三支队和蓬莱二路齐集掖县沙河镇开会。会议决定:七、八支队进驻黄县,有三大队协助整编王景宋的部队;胶东特委率三军一、二大队进驻黄县。不久,三军三大队改编为三军四路。掖县党组织与胶东特委关系较为复杂,在三军西上途中,胶东特委书记吕志恒曾于1938年3月到掖县,将三支队党委改为胶东特委领导下的“特支委”,领导掖县县委。自此三支队和掖县党组织正式归于胶东特委领导。

  3、蓬黄掖根据地的建立。掖县是1938年3月7日抗日武装攻克掖县城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三军二路于1938年3月7日攻克蓬莱城后,25日建立蓬莱抗日民主政府。1938年4月在胶东特委主持成立了黄县抗日民主政府。

  1938年7月成立北海专员公署,曹漫之任北海专员兼黄县县长。胶东特委在党政军等方面完成了一元化的领导。我党领导的山东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蓬黄掖根据地建立。天福山起义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七)沙河镇改编是天福山起义圆满升华节点。

  三军西上蓬黄掖后,蓬黄掖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实际上由掖县三支队和三军两支部队组成。掖县问题比较特殊,一是郑耀南同志1930年即担任掖县县委书记,抗战初期是三支队的司令;张加洛是和林一山前后被省委派到掖县搞武装起义的,时任掖县县委书记。郑耀南和张加洛领导的掖县三支队是独自而不是在胶东特委的领导下建立的。他们的人数多达三千七八百人,而当时三军二路十个大队人数为二千四五百人,三军四路人数为四五百人。“几路人马加起来有四五千人”(林乎加《胶东抗日武装的诞生》)。但是掖县武装攻打掖县城成立三支队,却是雷神庙战斗“更加激励了掖县抗日武装的斗志”的结果(张加洛《峥嵘岁月》)。

  1938年6月,延安派王文任胶东区党委书记,高锦纯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三支队7月4号平息赵森堂叛乱后,8月三军李耀文任三支队政委,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到掖县商讨两支队伍合编问题,从此胶东抗日武装统一了,1938年9月18日,三军和掖县三支队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蓬莱的三军二路编为五支队五个主力团中的五十五团和六十一团,黄县三军四路编为五支队六十一团第三营,掖县三支队编为六十二团和五十五团半个团。原来的三军和掖县三支队毕竟是属于地方性质武装,并没有经过正规系统的训练,也没有形成为一支战略机动部队。沙河镇的改编,使整个胶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统一编为一体,上升为八路军正规编制的部队,肩负着更大的抗日重担和责任。至此,天福山起义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为胶东革命所奠定的厚重基础将永彪史册。

  二、天福山起义的典范意义

  (一)天福山起义是直接以红军队伍进行抗日起义的典范。

  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北方爆发了两起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的规模较大的暴动,一起是河北省的高蠡暴动,暴动的情况在著名小说《红旗谱》和《风云初记》中都有记述,并且在文革前被拍成了电影。高蠡暴动尽管影响较大,但是暴动失败后,没有留下有组织的武装队伍。而胶东“一一·四”暴动为党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保留了一支由共产党员于得水领导的暴动队伍。这支队伍在白色恐怖年代,坚持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了两年之久,被人们称为昆嵛山红军游击队。这是在北方除了陕北红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之外的又一支红军队伍。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是北方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天福山起义就是由这支红军游击队武装为骨干发动的,“天福山武装起义的根苗是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柳运光《天福山武装起义的历史意义》),堪称典范。

  (二)天福山起义是中共胶东地方党组织主动革命的典范。

  天福山起义是由中共胶东地方党组织,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进性,主动领导抗日起义的典范。山东其它几个战略区的起义都由中央或省委直接派出骨干或军事干部去组织发动起义。胶东天福山起义的发动和组织者是胶东特委。

  其一,天福山起义的思想准备,是理琪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对党组织进行思想整顿,使党组织成为成熟的核心力量,从而为天福山起义做了思想准备;理琪和吕志恒先后任特委书记,他们共同工作,发展党员队伍、健全了各地各级党组织,从而为天福山起义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胶东特委积极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举行抗日活动,为天福山起义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其二,早在起义之前,尽管山东省委在1937年的10月,就规划胶东起义队伍为“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但是截止1937年12月15日之前,胶东党组织并没有接到省委指示。只是在已经决定起义之前才由刚出狱的理琪和林一山传达到胶东特委,时间是1937年12月15至17日(林一山文),距起义只剩几天的时间。而在12月15日之前,中共胶东临时工委和文登县委已经在“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吕志恒对胶东各级党组织下达的“做好武装抗日的准备”的指示,文登县委领导昆嵛山游击队积极筹集枪支,特委在全地区开展宣传抗日救亡活动等。1937年10月,胶东特委就派张修己告知昆嵛山游击队的于得水,特委决定准备武装起义,要他带领队伍出山参加起义。特委还派出干部与国民党政府商谈合作抗日事宜等。据张修己回忆:1937年严冬的一天,他正和吕志恒、于得水等议论最近一段时间的抗日发动工作。理琪同志突然到来“我们原来就准备起义,现在有了省委指示,理琪又回来领导工作”,并确定了起义地点和时间(张修己文)。林一山是被山东省委早在1937年8月派往胶东组建特委、组织武装起义,是属于上级派出指导胶东抗日起义的干部,虽然他到胶东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直到1937年的12月中旬他才和胶东特委接上头,他原有的起义计划也“作废”了。胶东特委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早在两个月前就已开始了。胶东特委起义发动工作开始较早的直接原因是,吕志恒任书记的胶东工委与中共北方局存在着组织联系,他们最早接到了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指示。大量记载或回忆录说明,天福山起义是在胶东地方党组织胶东特委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进性,主动对起义进行组织准备而发动的。

  其三,尽管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为了帮助山东省委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早在1937年9月下旬就陆续派遣许多干部到达济南,并经山东省委分配到各地参加抗日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但是,这些干部一个也没有被派往胶东来指导军事工作,上级党没有派人到胶东指导抗战的领导和军事工作,与省委在与理琪接触之前不知道胶东有中国共产党的特委存在是有关系的。

  事实说明,天福山起义以前,上级没派人来进行具体组织,也没有正规红军或八路军军事干部进行军事指导。起义是由胶东特委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共产党组织的主动性、先进性,自觉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堪称为典范。

  (三)天福山起义是实践我党理论联系实际作风的典范。

  天福山起义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天福山起义的思想准备,即党员队伍和党组织的思想建设,主要体现在理琪《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中。这封信本身就是马克思理论紧密联系胶东革命实际的产物。理琪由于在苏区待过,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特别是较多地直接接触毛泽东的著作,对毛泽东思想有着较深的研究和理解。但是他到胶东以后,不是对胶东特委和党员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则,而是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包括听取张修己等很多同志的工作汇报,全面了解胶东党的具体情况以及“一一·四”暴动的有关情况。到一些村检查指导工作,了解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情绪;到曾经的“一一·四”暴动区域牟平、海阳等地党的联络点和联络站了解情况。理琪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谦和诚恳,平易近人,从不轻易给人家扣帽子。他一面倾听大家的意见,一面带启发性地提出一些问题,使人不知不觉地就把问题汇报完了。”正是因为他深入调查研究,使他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思考问题,全面了解了胶东党组织存在的问题,也了解了“一一·四”暴动失败的教训,知道普通党员和群众在想什么,也知道胶东党组织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正是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使他写出了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际价值的《给胶东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胶东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由于紧密联系实际,具有指导意义,“1938年夏季,中共胶东特委重新印发了这个文件,供各级党组织学习。”

  其二,天福山起义的发动时机,体现了胶东特委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北方局很早就做出了“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指示,山东省委也于1937年10月,对全省发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号召。胶东特委发动的天福山起义在山东众多起义中,起义时间较早,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1937年在山东发动的最早的三大抗日起义之一。为什么天福山起义发动的这么早?这是因为经过理琪和吕志恒领导下的胶东特委理论联系实际,对起义的准备较早,使起义的条件和时机成熟较早。胶东特委根据胶东的实际对起义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舆论准备、组织准备、武装准备。这些准备工作的完成,说明胶东特委能够在党的指示指引下,根据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把握起义时机,从而使天福山起义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

  (四)天福山起义是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典范。

  天福山起义队伍西上蓬黄掖,建立山东最早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蓬黄掖根据地,证明天福山起义是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典范。蓬黄掖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是山东在经济上和军力上对整个中共领导的抗战贡献最大的根据地。

  中共胶东特委很早重视根据地的建设,具有建立根据地的意识。表现如下:

  一是早在天福山起义前,胶东特委和文登县委就将驻地沟于家村建成我党和我军活动的根据地,曾被称为“小苏区”。胶东特委和文登县委机关的日常保卫、保密工作,以及革命活动的费用都由该村的党员和群众承担。胶东党组织的发展,沟于家村功不可没。

  二是当天福山起义后,理琪对三军第一大队讲话提到的“向西发展”,就是讲的要在文牟海地区建立根据地。

  三是雷神庙战斗以后,三军“开始在在栖(霞)牟(平)莱(阳)海(阳)地区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以莱(阳)东为中心扩大根据地。这里的有利条件是地理位置适中,是整个半岛的中心,地形有利。最重要的条件是这里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洗礼,革命群众基础好,共产党的基础雄厚。

  四是当时由于形势的变化,为了巩固蓬莱和黄县已取得的革命成果,三军最后决定进入蓬、黄,紧接着就建立了我党在山东最早的根据地蓬黄掖根据地。

  五是在巩固蓬黄掖根据地之外,在平招莱掖四县的边区建立和扩大根据地。

  六是胶东特委在全胶东设立四个地委,建立了西海和北海两块较大的根据地,和南海、东海两块较小的根据地。这就为以后进一步扩大胶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胶东特委建立的蓬黄掖根据地给人们的启示是:

  第一,拥有强大的人民武装是能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之根本。三军能顺利西上黄县,借助于鲁东七、八支队东征,与胶东掖县三支队、蓬莱二路、黄县三大队联合行动,武装改编王景宋的部队。特委将黄县武装整编为三军四路后,于1938年4月主持成立了黄先临时抗日民主政府有了根据地的雏形。

  第二,建立根据地的要害是政权建设。三军进驻黄县后,马上进抓紧进行政权建设。经过选举成立黄县抗日民主政府,设县长,下设民政、财政、教育三科;三军三大队攻克蓬莱城后,于1938年2月26日,经选举成立了蓬莱抗日人民政府,设县长、秘书长、财政处长。掖县党组织1938年3月9日攻克掖县城,也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在三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1938年7月成立了北海专员公署。蓬黄掖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建立。

  第三,根据地建设要根据抗战需要确定工作方针。在战争物资供应方面,设立兵工厂生产武器弹药,供给前线部队;设立被服厂,为部队解决服装被褥。在文化教育方面,兴办教育,办抗战中学为抗战培养人才,成立了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胶东公学,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创办报纸杂志,成立文化联合社,出版马列毛主席著作,宣传抗战方针政策和抗战信息;广泛成立群众抗日团体,在广大农村成立妇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抗日团体;成立抗战剧团和小学教师联合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胶东特委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在根据地成立了北海银行等等。

  天福山起义队伍成为善于建立根据地的典范。(未完待续)


  (第一作者系山东社科院甲午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威海)兼职教授、原文登师范学校副校长。)






责任编辑:林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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