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敬民

　　关于郑玄“客耕东莱”在文登长学山，内中有的具体问题至今还存在着争议，需要做深入研究，真相只有越辩才能越明。笔者在此谬书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郑玄“客耕东莱”地点的争议

　　郑玄“客耕东莱”之地，由于东莱郡地域广大，以及正史没有具体交代发生于东莱何处，从而引发关于“客耕东莱”地点的多种说法。这些说法中有掖县说、即墨不其说、青岛崂山说、荣成不夜南山说、文登长学山说等。就郑玄讲学地点来说，还有高密说。这些说法的共同特点有两个，一是每一种说法都产生于后世而不是当时的记述，即，每一种说法都属于既没有原始的资料作依据，也没有正史的记载来支撑。这就给后世留下了争议的空间。二是每一种说法记载字数都特别少，叙述过于简约，使后人除了知道有这件事本身之外，对其他一无所知。人们很难从中窥知郑玄讲学的细微的信息。

　　上述郑玄“客耕东莱”地点的六种说法，最重要的、并且在目前仍能引起人们特别给以关注的，是即墨不其说和文登长学山说两种说法。

　　关于郑玄“客耕东莱”即墨不其说。此说流传较广，并得到很多文人士子们的认可。它出自晋代伏琛《三齐略记》一书。原文：“郑司农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黄巾乱，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经诸贤于此，挥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叶，长尺余，坚韧异常。土人呼为康成书带草。”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后世所有坚持郑玄“客耕东莱”地点在青岛不其山的观点，都是依据此条记载。

　　不其为山名，古代属即墨县，位于今青岛崂山区西北部。有意思的是“客耕东莱”崂山说之地，也位于今崂山区，只不过位处崂山区的东南部。“客耕东莱”这两说，都处于今天青岛市。这就说明，即使同在今崂山区区划内，古代就存在“客耕东莱”地点崂山、即墨不其两地说的争议。

　　“客耕东莱”不其南山说虽得到不少人认可。假如伏琛本人也认为“客耕东莱”在不其南山，则伏琛记载内容本身就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郑玄“客耕东莱”不其说，也是故老相传的轨迹体现。伏琛和晏漠为同时代人，伏琛生卒不详。晏漠已知为十六国时南燕国人，大约为公元400年前后人，则伏琛也为此时人。后世都称他们为晋人，是从东晋正统的角度说的。他们生活的时代距郑玄讲学之时已过去了二百多年，在没有正史资料可据的情况下，他们对郑玄讲学之地的信息掌握，一般也是收集民间流传的说法，或者此前不其山就已有郑玄讲学遗迹。当然，这个遗迹是不能排除“故老相传”的可能。研究者们认为“客耕东莱”在不其，可作为一说。

　　其二，研究者们把伏琛的话作为“客耕东莱”于不其山的依据，但是显然，伏琛对郑玄结束“客耕东莱”原因的说法是与史实不符的。上文伏琛记载说郑玄与徒弟“挥涕而散”，把结束“客耕东莱”的直接原因归结为“黄巾乱，乃避”。这就是说，在伏琛看来，郑玄于184年春季结束“客耕东莱”的起因是为了躲避黄巾起义所引发的动乱。而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理由有三点：

　　一是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看，黄巾起义初起的山东东部还没有发生社会动乱。黄巾起义爆发于184年二月（农历），紧接着东汉政府就下令废除了党锢，为的是调动整个统治力量来扑灭黄巾军。但是，纵观整个184年，黄巾起义的主力部队主要集中在冀州、颍川、南阳，矛头指向东汉首都洛阳，东汉朝廷派大将军何进在洛阳周围防守“八要塞”， 并派皇甫嵩镇压颍川黄巾军，卢植镇压冀州黄巾军。大将军何进“以镇京师，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轩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关都尉……发天下精兵，遣北中朗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讨颍川黄巾”（《资治通鉴·卷第五十八》，岳麓书社，第673页》）。对胶东东莱地区来说，远离战场一千多里，由于战争还没有波及到山东东部，故东莱郡之地谈不上动乱，社会秩序安定，百姓生活照旧。因此郑玄此时结束“客耕东莱”的直接原因，并非是因为黄巾起义所引发的动乱。

　　二是据《后汉书》的记载，郑玄结束“客耕东莱”的直接原因也并非因黄巾起义引发的社会动乱。朝廷解除“党禁”后，当时的大将军何进要征调郑玄到京城当官，地方官深知郑玄无意于官场，但因为害怕何进的权势，所以百般胁迫郑玄务必到京城。郑玄这才结束讲学，不得已而去拜访何进。“党禁解，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州郡以进权威，不敢违意，遂迫胁玄，不得已而诣之”（《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811页）。此前后朝廷曾几次征召郑玄做官，因郑玄专注于学术研究都给以拒绝。显然，在《后汉书》的记载中，也没有把郑玄结束“客耕东莱”的原因归结为黄巾起义而引发的动乱。

　　因为朝廷解除党禁，所以郑玄恢复了政治上的自由；由于郑玄在政治上成了自由人，所以就具备了当官的政治条件；由于符合了当官的政治条件，所以才有了何进的聘召，也有了地方官的胁迫其做官行为；因为要去京城做官，所以就得结束“客耕东莱”。这是郑玄结束“客耕东莱”原因的逻辑推导。当然，解除党禁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发生了黄巾起义，但是这个直接原因对具体百姓个人来说，形不成直接的因果关系。对结束“客耕东莱”来说只能是间接原因。所以，伏琛真的认为黄巾起义引发的动乱看作是郑玄结束“客耕东莱”的直接原因，理由则是欠缺的。

　　三是郑玄自己也不认为他结束“客耕东莱”是因为黄巾起义引发的动乱。这从他给儿子郑益恩的信中可窥知。郑玄在信中说，之所以结束“客耕东莱”，是因为朝廷废除党锢、举贤良方正的正确举措，才促使他应辟大将军三司府的。郑玄原话为：“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引文出处同上，812页），“有道“二字是郑玄结束讲学的根本而直接的原因。可见郑玄也不是绝对不想当官，前提在于朝廷是否施行有“道”政策。

　　由上可知，《后汉书》的记载和郑玄本人的说法都认为，结束“客耕东莱”的原因，并非如同研究者们认为，伏琛所说是“黄巾乱，乃避”。

　　四是恰恰相反，在黄巾起义的初起阶段，郑玄不仅没有遭受受动乱，不需避乱，更不需和徒弟们因动乱而难过的“挥泪”依依惜别。因为这阶段乃是郑玄一生中，人生得意的高光时刻：结束“客耕东莱”之日，也就是郑玄在社会活动中大放异彩之时，尽管郑玄的志向和客观上的大放异彩并不十分吻合。

　　虽然伏琛在郑玄“客耕东莱”结束二百多年后，是最早记载“客耕东莱”具体地点的人，但是，由于他对郑玄结束“客耕东莱“的原因叙述有误，使人们不得不对他提出的“客耕东莱”地点在不其山的说法产生质疑。(本文所有提到的，把伏琛的话作为“客耕东莱”为不其山说的依据，都只是研究者们的观点。)

　　如上所说，郑玄终生以讲学和撰述为业，“客耕东莱”的教学活动发生在“党锢之祸”期间，而在这个时间区间之外的时期，郑玄完全有可能在崂山或不其山开展教学活动。但是“客耕东莱”讲学和与在其他地方讲学，社会背景不会是一样的。

　　郑玄“客耕东莱”地点在文登长学山

　　郑玄“客耕东莱”文登长学山说与其他几种说法一样，既没有原始的资料证实，也缺失正史资料的支撑，同样属于一种“故老相传”模式的传承。但是，正是因为它没有正史记载和原始资料的支撑，所以也就为文登长学山说提供了证明自己的空间。从众多的现象考察，郑玄“客耕东莱”文登长学山说，同其它几种说法相比，理由更为充分，说服力更强，也更能令人信服。

　　（一）元代碑文明确记载，“客耕东莱”发生在长学山，其传说不晚于唐代。

　　最早记载郑玄在长学山讲学的是，长学山阳元代宣武将军管军总管兼领东征汉军招讨使司事刁通墓前的碑文。碑立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碑文云：“通故居在长学山南。故老相传，长学山乃先儒郑司农讲学之所”（光绪本《文登县志》点注本卷四下，第28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这个记载距今已有七百四十多年，这是郑玄“客耕东莱”长学山说，目前人们所能看到的明确记载有具体地点的最早文字。

　　郑玄讲学于长学山是“故老相传”的结果，那么，这个相传最早的时间点就绝不会是刁通立碑之时。这里的“故老”只能是指刁通的先祖们，或者生活在长学山村百姓们的先祖，包括郑玄在此讲学17年所遗留下的郑氏后人。郑玄长学山讲学的故事来自于刁通的先祖们等对古老传说的传承。

　　刁通的先祖何时开始在长学山定居，最早的传说就会被传承于何时，或者更早，有可能刁氏先祖就是冲着郑玄曾在此讲学的吉祥之地而聚居于此。按常理来说，这个故事不会是唐前期刁氏后人聚居于此若干年后，才编造出来的。因为后世家人临时编造的故事，是不能自欺欺人的，也不会得到刁氏家族的承认的，更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更不要说能得到长时间跨朝代的传承。

　　刁氏家族何时聚居于长学山？据光绪《文登县志》所载，“按据神道碑，通之先自唐迄宋，世居长学山阳”（光绪《文登县志》点注本，第570页），说明刁氏家族唐代就已来到了长学山。故事是由最早来到长学山的刁氏先祖传下来的，说明郑玄“客耕东莱”于长学山的传说，至少在唐代前期就已经产生并成型。根据一般传说的形成过程考察，“客耕东莱”的传说要比唐前期传承时间早得多。

　　从分析刁家的碑记可知，“客耕东莱”自唐代前期（或其前）流传至今，至少有已有一千多年。这个传说自产生后，流传时间漫长从无间断，使人们笃信，郑玄“客耕东莱”就发生于文登长学山。

　　（二）郑玄讲学之地文登长学山的相关遗迹遗存

　　郑玄“客耕东莱”的长学山，曾生活着郑玄家族的后世子孙及其聚居点。郑玄在长学山居住长达17年，留下家族成员及后世子孙于此地，是毫不奇怪的。

　　今长山村西北处的果园一带，初钊兴先生生前多次实地考察认为，正是原郑氏后裔所居之地——郑家庄遗址。

　　遗址一带发现疑似“康成讲堂”遗存，“尚存石屋南墙的基础”，发现长1.77米的“门中石”，据说这就是“康成讲堂”遗物。其中的“石房”等早已坍塌。文登清代著名学者毕薱曾对此有描述，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郑家庄和康成讲堂遗址犹存（此时有讲堂，无书院。中国的书院始自唐代）。

　　清乾隆时期候选知县刘储鲲在遗址曾看到“岩石题‘长学书院’，屋址犹存”。该石刻，1958年被山岩滑坡所遮压。

　　遗址还出土过郑玄讲学时代前后，内存“王莽钱”的陶缸。

　　遗址处曾出土过标有“郑家”二字的石碑。

　　其西南向有一名为“郑家嵐子”的小山岭，早前此处曾有郑氏坟茔。

　　在长山村东二里之地，有南、北郑格庄二村，原村民皆郑姓。相传为郑玄后裔。《村志》记载该二村正式建于明末，特地为纪念郑玄寓居长学山讲学而命名。

　　明崇祯六年（1633）碑记载“山名长山，盖汉代郑司农讲学处，《汉书·郑玄传》‘客耕东莱’即此处也”。这个碑文距今有近四百年，它应该是传承于元代的刁通碑文。

　　长学山之西的人们至今仍称长学山的原名为老成山，当地自古流传有“老成山戴帽，不是拉屎就是尿尿”，意为老成山只要山顶有云雾缠绕，附近就肯定要下雨。老成山成为下雨的预报标识。笔者曾在老成山西生活近三十年，此现象从无差错。据说，正是因为郑玄在老成山常年讲学，故后人把老成山改名为长学山。长学山前居住的百姓也把村名称为长山（长学山村简称）。

　　以上众多遗存和迹象表明，长学山阳一带就是郑玄曾经的讲学之处。

　　（三）众多史志资料记载，郑玄“客耕东莱”就在文登长学山

　　目前所知记载郑玄“客耕东莱”的最早史志资料，除了前面所说的长学山刁通碑记之外，记载最多的渠道是正式的地方史志。

　　最早有明嘉靖焦希程主笔的《宁海州志》（1548年成书）。在《宁海州志·建制第三·长学书院》载：“长学书院在县西五十里，相传为郑司农学书之处。”令人瞩目的是，该志中涉及文登县志的部分，是由文登人、明南京工部尚书丛兰所撰，其价值自不待言。

　　明旧《登州志》记载：“在县西三十里长学山，汉郑康成授徒于此，有书堂遗址。”（转引光绪《文登县志》点注本，第99页）。

　　明洪武四年（1371）诏天下学校建先贤祠，文登“乡贤祠在大成门外之西，三楹，祀汉寓贤郑司农康成”。清代乡贤祠祀26位乡贤，郑玄仍列首位。郑玄在文登乡贤祠的享祀地位自明初起，一直延续到民国末年。

　　有明一代所修的万历文登县志、天启文登县志都记载有郑玄长山讲学之事。

　　清代的康熙文登县志、雍正文登县志、道光文登县志、光绪文登县志，都在多处记载有郑玄长山讲学之事。

　　特别是清雍正《文登县志》，在山川、古迹、学校志、人物志、艺文志、外志共有六处提到郑玄长学山讲学之事。

　　光绪《文登县志·卷一上·山川》记载，长学山“汉郑康成隐此，教授生徒，有康成讲堂”；在《古迹》载“郑司农讲堂，旧登州志在县西三十里长学山”。

　　《名胜志》记载“汉司农郑元曾隐长学山，开馆教授生徒，今有书院遗迹”。

　　光绪《文登县志·官廨学校》明确点明长学山阳的“长学书院”，就是郑玄讲学之处，“客耕东莱，即此处也”。

　　历代地方史志对郑玄“客耕东莱”都给以多次记载，说明人们对此笃信不疑。

　　（四）众多文人士子笔下的“客耕东莱”

　　京口（今江苏镇江）人刘鎡在《长学书院》诗中，就肯定郑玄在长学山授徒的事实，“司农曾此诲群英，筑室山头教铎鸣”。他把郑玄讲学之地的长学书院，与朱熹曾讲过学的岳麓书院相比美，“岳麓清风堪并美，鹅湖高致可齐名。”（光绪《文登县志·古迹》）。由此知，郑玄“客耕东莱”也得到外籍士人的承认。

　　本邑著名文人毕薱《长学山怀郑康成》诗中把郑玄在长学山讲学之处，比作郑玄在家乡高密讲学的“郑公乡”，“山色清如木，当年旧讲堂。经传毛氏传，地拟郑公乡”。（引文出处同上）

　　据威海古代最著名的诗人赛珠所言：“长学山以东诸村皆名郑家庄，为汉郑司农寓居故里”（光绪《文登县志》点注本卷一下，99页）。

　　清代乾隆年间宗学教习刘储鲲曾专门撰有《汉郑司农考》一文，对郑玄在长学山教授生徒，进行了认真的考证。他首先肯定了郑玄长学山讲学这一不容怀疑的事实。他在文中认为：汉郑司农，不乐仕进，教授长学山中，今岩石题‘长学书院’，屋址犹存——邑旧乘称司农‘杜门修业，种稻莳菘’与《汉书》所云‘客耕’极合，特语焉而不详耳。”(光绪《文登县志》点注本，第967页)

　　刘储鲲在文中也提到“旧乘”，概指已失传的明万历、天启，清康熙、雍正所修的文登县志。意指这几种县志都曾经登载郑玄“客耕东莱”之事。

　　（五）长学山为郑玄“客耕东莱”所提供的客观条件。

　　一是东莱地域文风厚重，士人众多，这为郑玄在文登长学山讲课提供了人文条件。　　　   二是文登的浓厚的纬书氛围，为郑玄在文登讲学提供了学术条件。

　　三是长学山优越的自然环境，为郑玄在此讲学提供了可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

　　四是长学山北部有两条交通要道为郑玄办学提供了交通条件。

　　五是长学山所在的文登地域自为郑玄讲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以上诸多客观条件看，郑玄选择在长学山办学绝不是偶然的。

　　“客耕东莱”只是郑玄讲学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

　　郑玄“客耕东莱”地点之所以产生争议，原因在于人们对“客耕东莱”概念的固化，认为郑玄的全部教学活动就只有“客耕东莱”，所以争议方都想把郑学讲学地点据为本地。

　　授徒讲学和著书立说是郑玄终生所从事的两大社会实践活动。也就是说，授徒讲学是郑玄终生为之呕心沥血的事业。它是由郑玄一生中多个教学时段组合而成。

　　从“客耕东莱”这一特殊命题出发，其地点就在文登长学山。但是，换个角度考察，跳出“客耕东莱”的窠臼，将主题由“客耕东莱”变为“郑玄讲学”的主题来考察。那么，郑玄就有可能都去讲过课。

　　长学山说和“不其崂山说”（伏琛的不其说与晏谟的崂山说可归结为“不其崂山说”一说）两大主要观点，都认为自己坚持的才是郑玄讲学著述之地。这既是二者的分歧点，更是二者的公约数。公约数是二者都承认郑玄是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分歧点是教学的地点不同。

　　笔者的观点是，长学山讲学和不其崂山讲学，二者并不矛盾，在历史上可能都曾存在过，只是讲学的时代背景不同，讲学的时空区间不同，讲学所遵循的教育方式不同。如果在认知上能够弄明白这三点，那么，“客耕东莱”的诸多争议自然会顺理成章地得到解决。

　　（一）“客耕东莱”和“不其崂山讲学”是在两个不同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两个不同的教育教学实践。背景不同，考察的角度也要有别。

　　郑玄“客耕东莱”是发生在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的社会大背景下的教育教学活动；而郑玄“不其崂山讲学”是发生在黄巾大起义波澜壮阔、社会极具动乱的大环境下的教学活动。

　　“客耕东莱”发生前，汉家江山稳定、社会生活正常，郑玄正悠然自得地跟随马融等研习古文经学，当他学业期满、学有所成之后，便离开了马融。刚回家不久，便因家贫而毅然带领自己的学生“客耕东莱”到长学山办学去了。尽管“客耕东莱”期间国家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但那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未涉及广大民众，也未给社会带来动乱。正是因为没有动乱，才给学子们提供了安定的学习场所和学术研究氛围。也正因为社会相对安定，马融和郑玄才分别在此时期合力完成了古文经学屹立思想界的大业。

　　而“不其崂山讲学”之时，黄巾起义已经遍布黄河两岸、中原大地，社会已经处于极度动荡之时。也正是为了躲避黄巾之乱，郑玄先是到徐州牧陶谦处避难，后来又第二次避难来到了不其崂山，在此开展讲学活动，用晏谟的原话即“黄巾乱，乃避”。但也正是因为黄巾起义引发动乱的进一步扩大，才导致郑玄不得不结束不其山崂山的教学活动，和自己的学生崔琰、王经、郄虑等挥泪而别，“遣生徒崔琰、王经诸贤于此，挥涕而散”。这样，从时代背景的角度开展研究，“客耕东莱”和“不其讲学”就得到了统一，二者就不存在地点争议。

　　（二）“客耕东莱”和“不其崂山讲学”是发生在不同的时空区间内的事，“客耕东莱”在前，“不其崂山讲学”在后。

　　《后汉书·郑玄传》，以及郑玄家信所说，总体上是按照郑玄人生的轨迹发展顺序来写的：167年以前外出求学十几年，足迹遍布幽、并、兖、豫，以及周秦之都；师从第五元先、张恭祖、卢植、马融（《后汉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第810页）。此期间郑玄更多的是受教育者，而非施教者。

　　167年开始“客耕东莱”在长学山办学，一边授课，一边著书立说，“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正是在此时期，马融和郑玄共同确立了古文经学的顶层地位，“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引文出处同上，第811页）；假如郑玄曾有过在不夜南山讲过学的话，那就是在“客耕东莱”于长学山之时，有可能到过原西汉不夜县城的讲堂讲过课。

　　第二是在不其崂山所从事的教学活动。史书记载崔琰就曾与老师郑玄因黄巾军攻破北海（昌乐），而到不其山避乱和讲学。因为此次黄巾军攻陷北海，活动时间长达三年，动乱加剧粮食接济不上，迫使郑玄在不其教学仅三年时间，就不得不遣散学生，与学生挥泪而别。崔琰“就郑玄受学，学未期，徐州黄巾贼攻破北海，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时谷籴县之，玄罢谢诸生，琰既受遣，而寇盗充斥。”（《三国志·卷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一版，第367页）。《三国志》的这一记载，和伏琛《三齐略记》所记载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特别是两文中都提到同一个学生的名字叫崔琰。

　　“徐州黄巾军破北海”一事发生在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是年，黄巾军20万人攻入青州北海（昌乐），大败北海相孔融。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就在此年，郑玄和他的学生到了不其山一边避难，一边进行教学活动。

　　由上可知，伏琛《三齐略记》所记载的关于郑玄在不其山讲学之事，与郑玄在文登长学山讲学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只是时间前后有别而已。

　　伏琛的说法之所以令人信服，是因为有《三国志》的记载为佐证。《三国志》作者陈寿也是晋人，他与伏琛虽一个是西晋，一个是东晋，但相距年代不远，如此一致地记载郑玄在不其山讲学之事，足证此事不虚。

　　此外，《三国志》和伏琛《三齐略记》所共同提到的王经和崔琰，在郑玄“客耕东莱”时或是很小或是还没有出生，不可能随郑玄“客耕东莱”；而郑玄在不其山讲学时，崔琰和王经已经是受教育的年龄了。从这一点也可知，“客耕东莱”和“不其讲学”，是在两个不同时间段发生的事情。

　　（三）“客耕东莱”和“不其讲学”存在着教育方式方面的差别。二者都是在从事教育教学，“客耕东莱”属耕读教育，而“不其教学”遵循的是郑玄在高密采用的学院式教育。

　　“客耕东莱”虽然是以教学活动为主体，但是本身带有的“耕”字，说明郑玄在长学山办学是采用的一边教学一边耕作的耕读教育。而支撑这个观点除了郑玄本身的实践，地方志书包括自明代后的府志、州志、县志都提到郑玄在教学中曾“种稻莳菘”（光绪《文登县志》点注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第968页）。“种”是种植的意思，即种植粮食；“莳”乃栽培的意思，即栽种蔬菜。地方史志的记载说明，郑玄在长学山开展的教育，在生活上可以自给自足。这是典型的耕读教育。

　　这种教育是把课堂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学生既学书本知识，也学习生产耕作知识，同时以生产所得支撑办学经费，以生产维持生存。这也是郑玄能在长学山坚持长达17年教育教学的根本所在。

　　而郑玄多年后在不其山所进行的教学活动，则不带有长学山耕读教育的特点，它是一种移植于高密而来的学院式教育。高密学堂里的大学堂、大高门、大宽路环境下的教育，是一种正规化的学院教学方式。尽管在不其山不具有大房、大门庭、大宽路，但是在课堂上的教学却是高密办学的延续。它不需要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劳动。所以当黄巾动乱带来的物资短缺，特别是粮食困难时，也只好解散，与学生分别散伙。

　　郑玄“客耕东莱”，由于弟子达千人以上，采用的是“再传教育”，而这种教育教学方式传承于他的老师马融。即先由郑玄直接传道于学高弟子，然后再由学高弟子传给一般弟子，即再传弟子。“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人”“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后汉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11页）。

　　而郑玄在不其山从事的教学活动，由于直接置身动乱之地、处于动乱之时，在与青州北海比邻的即墨不其山办学，绝不会与在东莱长学山安定环境下办学，也不会像在高密郑玄高光得意时期办学那样，动辄学生数千人。在不其山办学，办学条件和办学环境都极其恶劣，学生肯定人数不会太多，则无需采用再传教育方式。

　　综上所述，如把郑玄的教学活动看作为其终生的事业，则上述关于郑玄讲学的六种地点争议都可迎刃而解。它们都属郑玄整个教学生涯中不同时期的教学活动，都是郑玄整个教育教学过程链条上的一个组成环节。按时间顺序，最早的教学活动就是167年至184年的“客耕东莱”，地点在文登长学山；然后就是在党禁解除后，184年至190年在家乡高密的教学活动；190年后在崂山不其山进行的教学活动（后曾到徐州陶谦处避乱）。196年郑玄年已70虚岁，自徐州回到家乡高密，此期间被授为大司农，200年卒。

　　长学山教学、高密教学、不其山教学，从时间上说，大体上是衔接的。至于在原东莱郡治掖县教学，也不是不可能，因为郑玄在高密办学时声望很高，到距离不太远的原东莱郡治讲学，是完全有可能的；郑玄在长学山定居讲学，抽出时间到不夜讲学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不夜在西汉曾经为县治，有办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