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念军

一

2020年11月初旬。

天气有些冷，阳光还好，天边有一抹朝霞。晨曦刚淡去，我便去探望安家正先生和师母邹淑香夫人。

先生的新居在烟台市西郊某小区。从我大姐居住的小区出发，经过南昌小学，到奇山站，再到彩云城，转了两次公交，接着又坐了二十多站才到了先生的住处。

公交车经过古现时感觉挺好，有些远离闹市喧嚣的享受。蜿蜒盘旋的山路两旁，绿色植被，茂密的次生林都十分亲近。虽然已是晚秋季节，山谷间依然可以见到顽强生长的野花。小区古朴典雅的建筑和斑驳光秃的山峰，显得十分不协调。

先生的居处环境还不错。中西合璧的建筑格局，回廊曲榭的二层小楼，天井间山水穿过虹桥像主人的姓氏那么安逸静谧。听不到广场舞疯狂的聒噪，也没有机器的轰鸣。

寝室、客厅、书房简洁静雅。厅间有一张简易的写字台，周围放了几把椅子。室温也好，有点进入晚春的感受。我就坐在桌子旁边聆听先生教导。老人家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侃侃而谈。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十一时意犹未尽。

在我的印象里先生从来都非常健谈，谈资也十分广泛。宏观、微观、庙堂、山野、历史、人文、哲学、文学无所不谈，就像他的著作包罗万象。安老不只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安教授一生著作煌煌千万言，著作等身对他而言，知天命之年就是过去的事情了。

这以前我也曾到他家，那还是2016年的事情。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学生，给老师带去的礼物不能再微薄了：一箱牛奶，一本习作小说《绿蚁》。当我敲开烟台教育学院住宅区那个四十多平米楼门的时候，“汗牛充栋”四个字，顿时就把我逼到了墙角。闻着满屋子书香的味道，我有些愕然。我真的是震惊，那些从沙发周围一直堆积到顶棚的书籍，竟然都是安老的著作。

我的朋友袁波说：“安教授志在文以载道，不想在文学作品上多下功夫，如果他将数十年的精力都用在小说创作上，会比现在更成功。”袁波是《半岛泪》的主人翁于烺的外甥，一向见识超群。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共鸣，威海市离休老干部王德江也深有同感。

王德江和先生是莫逆之交。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惊动朝野的非虚构纪实小说《半岛泪》，就是他鼓励支持先生创作的。他认为：安家正教授生命的后二十年是在抢时间，希望在轮椅上通过文字的方式，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份精神财富，为文化新人踏平一条正确的创作之路。

安老晚年患有小脑萎缩半身不遂，在轮椅上度过十多年，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0.25的视力，写出1000多万字，出版了40多部书籍的耄耋老人，为了留住历史的真实，为了追溯人性的真善美，一位大学教授同一位高级中学教师夫人，放弃优越生活，数十年蜗居四十平米的陋室，“舍家存史”甘于清贫。

历史上身残志坚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不乏其人，而我更多敬仰的是安家正教授，他的著述，诸如《半岛泪》《吴佩孚》《将相泪》等，无不是历史使命感的主动，或者说人性大我的激情迸发。他在为那些蒙耻的历史人物洗冤的时候没有任何外在压力，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芥蒂。

安老仙逝时，我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秦台星陨悼文胆，下联是：云浮佛海渡我师。安老不只是一代文胆，更可贵的是历史担当。他所以要澄清历史，不是要标榜哪一个人，而是在倡导一种精神，传承人性真善美，推动历史向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也是我尊敬先生最根本的原因。

二

我在学生时代没有听过安老师讲课，甚至连在同一所学校生活的机会也没有，而我一直把安家正教授奉为恩师，冥冥中有一种能量让我与安家正教授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师生之情。

早在1967年我就是先生的崇拜者，那时我只有十五岁。历史将一个对政坛茫然无知的少年卷进了一场政治风暴。我像一头初生的牛犊，狂热地奔跑在浩渺无垠的旷野上。从主办学校红卫兵小报，到任全县农中红卫兵战报主编、继任县广播站红卫兵专题节目编辑组长，再到被县革委筹委会派到县广播站主持编辑工作，两年间一个少年郎变成了一个青年人。在持续两年的文字生涯里，我认识了许多文登文化名人，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先生。

那时候我和先生很少接触，偶尔相遇我也是处在仰视的位置。我有幸奉安教授为师还是1971年以后的事情。那是一个文艺复兴的年代，文艺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县委宣传部每年都要举办几期业余创作学习班，先生那时在县文化馆创作室工作，我每次参加学习都有机会听他讲课。

我崇拜先生的才华学识，更崇拜他的文人风骨。先生对我也是宠爱有加，我有时候也恃宠而骄。

记得1981年，县委宣传部组织年终业余文学创作评奖活动，我的一篇散文习作初评时拟定为二等奖。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不服气，找到评委问有关领导：“我的散文被评为二等奖，谁的能被评为一等奖？”办公室几位老师先是惊愕地注视着我，片刻安老冲着另一位老师笑了，笑得很惬意，仿佛在笑一个不经事的幼童在追逐太阳的影子。

这一年我获得了文登县业余文学创作一等奖。文化馆一位老师告诉我：这样的名次是安家正老师冒着得罪人，主持公道的结果。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的是年少轻狂。一篇未发表的习作，大家说了几句奉承话哪里就值得骄傲？所幸接下来在两家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散文，还算没辜负老师的栽培。

作家孙黎老师对安老的评价是“身著布衣，心有锦绣。”诚如斯言，安老品质高贵，一生不谄上，不媚俗，仁厚、忠正、真诚、耿直。嬉笑怒骂皆文章，帝王将相只等闲。不以富贵而骄之，不以贫贱而弃之。对上对下，秉笔直书，潇洒自如，褒贬毁誉，淋漓尽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我和拙荆进城偶遇安老，先生居然称呼拙荆是夫人。那也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人称为夫人。我的那位父亲逼我接受的妻子，除了绣花、做饭、孝敬老人、带孩子，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文盲。而安老师却无丝毫不屑，也无妻以夫贵的谄谀。

这样的事情，在安老人生旅途中并不鲜见。你如果读过先生的《留住乡愁胶东人》，就会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在安老心里，无论一个人社会地位多么显贵，还是社会地位多么卑微，衡量标准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德”。

一部《留住乡愁胶东人》，洋洋洒洒近26万字，写了那么多人物，在安老笔下，无论是戚继光、吴佩孚、张宗昌、沈鸿烈、牟墨林、张弼士那样的历史闻人，还是宋肖平、杨子林、陈全伦那样的文学新秀，乃至身边相处的教师、家长、学生、同事、工人、农民，一以贯之对德厚性善者不吝笔墨褒誉有加，对德性不修者贬斥不赦。

三

近代有骨气的文化名人，鲁迅是文坛公认的表率，我生活中见到的鲁迅则是安家正教授。鲁迅和安老共同的特点就是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他们得罪人不是泄私愤，阿Q、孔乙己、祥林嫂不是鲁迅的敌人；安老文集里那些品行欠佳的人也不是他的敌人。他们“得罪人”不是睚眦必报，不是要伤害谁，而是醒世救人。

安老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每个人的灵魂都是毫无掩饰的裸露，每个生命体都是原生态，每个原生态的生命体都折射着人性的真实。那样的描述才是真正对人性的洗涤抚慰，才是对人性的正视，才是人类自我完善完美的教化。

安老的文人风骨有自身的修养，也有庭训的历史渊源。

安家正教授，1940年出生于烟台名门望族。祖孙三代皆以学问道德闻达著称。先生的祖父安惠民与北洋名将吴佩孚是同科秀才，吴佩孚兵败落魄之时，安惠民奉其为座上嘉宾。直奉争战落幕，冯玉祥志骄意满在烟台设宴炫耀战功，宴席间肆意贬低吴佩孚。安惠民鹤立鸡群，拍案而起怒斥冯玉祥：“你冯焕章和吴子玉相比，子玉是君子，你就是个小人。”先生的父亲安邦灜，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正直做人，潜心做学问，毕生致力于人民教育事业。先生秉承先辈遗风，品学兼优，至仁、至诚、至真，青出于蓝胜于蓝。

安老做人真诚，真诚的可爱，有时给人的感觉像不谙世俗的幼童。先生驾鹤西行之前一个飘雪的日子，我正依窗读书，电话里响起了老师的声音。他告诉我这会儿在文登康养，要我去取他的新作《峥嵘岁月》。这让我十分感动，通常世俗卧病住院是不会轻易通知亲友的。而安老这样的电话我已经是第二次接听了。先生没有当我是外人。那天我照例提一箱奶，一兜水果去看老师。我懂先生，知道他看重的只是我这个人。

先生坦诚，相形之下我就有些自惭形秽。

2017年，我应安老之约为文登西郊热电厂编辑厂志。在这之前我曾担任过该厂前十五年厂志主编，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史志编辑工作，和我共事的是一位化工局政工科长。那位青年科长读大学时学的是文学专业，文字功底坚实，诗写得不错，多次在地市获奖，以前也没有写过史志。突然接受这项任务对我们都有困难。那时我还算年富力强，两个人都处在不怕困难的年龄。我们找来许多史志方面的书籍，参考学习，依样画葫芦，只用了三个月就完成了第一稿。在编辑厂志那些日子，我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直至厂志出版发行。

我算不得一个有层次的文人，文人风骨却不愿缺失。完成了厂志编辑工作如释重负，重获自由不愿再受约束。重回西郊热电厂修志不到一个星期，身心就感觉适应不了。正巧家父身体有些状况，便和安老打了个迂回战请求辞职。我明白只要先生这一关通过了，局长就不会有想法。果然老师十分同情，在电话里对我的“孝心”非常赞赏，说：“你们局长也是大孝之人，不会有想法。这事由我跟他说。”

人生苦短，瞬间五年光阴就成了过去。去年年末，探望先生时还谈笑风生，怎奈两月后的时日，他便如一朵白莲飘然而去。我站在先生灵前，瞻仰老师眉目间慈祥天真的笑容，眼泪便不由自主滴落下来，师母也为我的眼泪动容。其实她哪里知道我心里的苦楚。

我是自愧弗如啊！平日友人说我书生气太重，其实是不配的。我在少壮时期还算棱角分明，到了晚年挥斥方遒的锐气几乎耗废殆尽。女儿说：“爸爸变了，不是我小时候那个爸爸了。”

老师走后我想去慰问师母，细思感觉不妥。师母是一位有大格局的人，世事洞明，凡事看得开。老师先行难舍自是难免，有弟妹奉陪足以抚慰，探望反而容易引发伤感，我想还是等师母心情平和些再去探望吧。

花开时节，安老楼下池塘里的莲花也该绽放了。我想那开放的白莲花就是安老的精神化身，那些白莲才是对师母最好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