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胜

　　岔河村位于昆嵛山东麓、葛家镇政府驻地东，现有村民221户616人，其中党员64人，村民代表35人，村里设置“党员先锋岗”，党员主动“亮身份、当先锋”，全村3000多平方米的绿化带和花坛，由100名党员和村民长期管护。在尽享美丽乡村的田园生活之余，村民常常津津乐道峥嵘岁月为岔河村烙上的红色记忆。

　　岔河村党组织创建时线索溯源记忆

　　中国共产党济南党组织→于云亭（发展）→宋竹庭、于俭斋（发展）→刘经三（发展）→张连珠（发展）→邹恒禄（发展）→鞠文彬（发展）→郭洪范→岔河村党小组→岔河村党支部

　　于云亭： （1905年—2003年），乳山市乳山寨镇东驾马沟村人。曾在哈尔滨东省特区第四中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因从事反帝爱国活动遭驱逐离校。1932年2月在济南,经山东第一师范教师袁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山东省立第七乡村师范学校（即“文登乡师”）校长、山东省济南师范学校校长、山东省政协常委、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32年2月上旬， 由济南赴文登，途经夏村，发展小学教师宋竹庭加入共产党。

　　于俭斋：牟平南乡老鸦庄一带人（现属乳山市东部）。大约1932年夏入党，曾秘密打入国民党牟平县教育局开展党的工作，任视察员（后来信息不明）。

　　宋竹庭：（1911年—1997年4月），乳山市江北村人。1932年2月由于云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2月任胶东特委组织委员。解放后，任一机部生产司副司长、国家基建局副局长。1957年任浙江省人大副秘书长、省科委、计委、经委副主任。

　　刘经三：（1906年—1937年8月）乳山市徐家镇黄疃村人，字经三，原名刘炳礼，又名健生。193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任牟平县委书记，当年27岁；3月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10月赴北平，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联系；1934年2月再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1937年2月到达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第1期第10队员；8月在延河不幸溺水身亡，后被追认烈士。其父刘岐峰是革命老人，于得水两次负伤都在刘家养伤，并热情接待。其子身亡之后，于得水与刘家关系甚佳，解放后多次给刘家寄物，为战友尽孝道。

　　张连珠：（1904年—1935年）葛家镇南长岚人，“一一·四”暴动的主要领导人。193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任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组织起草《告胶东工农群众书》，开办军事训练班，组织文登、荣成、牟平、海阳等县举行武装暴动，史称“一一·四”暴动，给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土豪劣绅以沉重打击。暴动中掩护队伍突围时负伤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被俘地点:今汪疃镇地文头村。就义地点:今文城西门外，邮局红绿灯以西。

　　邹恒禄：（1901年—1939年）乳名青言。曾用名俞可范，石匠俞。葛家镇林子西村人，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西部昆嵛山区开展党的活动，先后4次担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并参与组织发动“一一·四”暴动，昆嵛山红军游击队。1937年参加天福山起义，1938年随三军西上蓬、黄、掖，任五支队司令部直属骑兵连政委。1939年3月，在反击伪军刘桂堂部进犯根据地的战斗，颈部被流弹打穿，在送往医院途中牺牲。岔河村郭永峰之舅，与张连珠是姨表兄弟。

　　鞠文彬：葛家镇李家庄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春，任三区区委委员。1964年我见过他，在生格庄完小听他讲革命传统报告，讲得很有感情，第一次就给我留下了终生的好印象，后来无讯息。

　　郭洪范：（1902年—1947年）1937年由鞠文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岔河村党组织创始人，1940年创建岔河村第1个党小组。1942年12月，日本鬼子进攻根据地，他指挥了岔河村的反扫荡工作和减租减息工作。1943年，任岔河村第一任支部书记，1945年元月上调葛家区委任组织干事。1947年春，由于他的宣传、发动,岔河村出现了参军热潮。1947年夏病故。

　　共产党人播火种

　　大伯郭洪范1902年生，是我二祖父之长子，从小家境贫寒，他是众兄弟姐妹们的革命引路人。他去世较早，但在我心中永远崇敬他，孩提时就经常听父母讲他的事迹，在我的灵魂深处也细细滋润无声。

　　伯父的青壮年时代是动荡的，那时兵荒马乱，他早年就对黑暗的旧社会颇有反抗精神，他的为人被文登早期共产党员、原三区区委的领导——李家庄的鞠文彬看中，多次来到大伯家里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抗日道理。因此伯父的思想产生一次飞跃，“跟着共产党是光明的，抗日救国是对的”，他对革命的信心更坚定了。1937年伯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党小组长。1943年任岔河村第一任支部书记，伯母苏兰风在1945年接替伯父，是第二任支部书记。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地下斗争相当残酷，夫妻同为地下工作者，忠心为党工作实属不易，他们的成绩当时受到东海妇救会的主要领导表扬。大家都知道岔河村工作搞得好，有个能干的女干部叫苏兰风（见1981烟台地区行政公署出版《胶东风云录》369页）。

　　伯父入党后，首先发展了本村西北哨的邵洪英为秘密交通员（即树宽姥爷），这是工作的需要，因为他常去烟台推脚送货、做小买卖，便于掩护身份。本村同路者共有三人，东岔河隋八，西岔河郭桂伏。1937年12月31日上午，骇人听闻的岭上事件刚刚发生后，于得水同志突围来到岔河村，由大伯郭洪范、郭全德与伯母邹恒福共同掩护，将其藏在交通员邵洪英其兄长的地瓜阁子上。刚好当时胶东特委组织部长邹恒禄也在其妹妹家中（伯母邹恒福）。于得水赶忙向邹恒禄汇报了在岭上村发生的事，他哭得好不伤心:“队伍散了不说，还有5名干部当了俘虏……”邹恒禄也作了具体指示（邹恒禄是于得水入党的介绍人之一）。敌人在岔河村盲目讯问、恐吓、搜查一头午，村民们是不可能知道底细的，他们当然一无所获，傍晌撤走到葛家伪区公所集结（地址:文革前期，公社党委、人委驻地）。

　　天傍黑，大伯在西北哨水井上，正准备挑水做饭，邵洪英急急忙忙跑来，低声告诉他:“老于着急走，怎么办？”他随答:“一会儿我就去。”晚饭后，黑咕隆咚的，由大伯亲自护送于得水同志，走时邵家的妇女们、树宽姥等都出来送他。于得水抱拳致谢不已，并说：“以后有机会，一定回来看望你们的。”而后从村西外围转行到西南场边。于得水紧紧握住大伯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咱们后会有期。”他安全转移了。

　　事后人们议论纷纷，怎么这个生人到咱村来，列增、全德真帮忙？村民邵洪仁说：“若当时给透个缝（指敌人），肯定能得到好处的。”大伯、树宽姥爷当即予以反驳，并说：“咱可不能办那样的缺德事。”四年以后，这个秘密才被村民们一一破解，略知一二。

　　12年后，1949年4月，于得水同志率部南下渡江以后，一直在浙江台州一带剿匪，反霸建立政权，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22年后，1958年夏天，党组织安排他整理胶东革命史。他对当年在岔河村的一段险情记忆犹新。（见三花作者:冯德英写的《血洒胶东地，光照英灵山》及《于得水革命斗争回忆录》自传。）

　　葛家惨案（1939年8月1日晚）是国民党顽军第二十六旅旅长秦毓堂一手制造的，惨案发生后，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有一天深夜时分，乡亲们都进入了甜甜的梦乡，整个村子万籁无声，偶尔只听到几声狗叫。突然有人急敲门大喊:“开门！开门！”，一阵急似一阵。大伯心里很清楚，赶紧穿上衣服，很利索地从西厢北头踩着鸡窝盖纵身翻墙而过，逃过一劫。伯母苏兰风也振作精神，慌而不乱，边走边应答:“是谁呢？这么晚来，弄么？有事白天说不行吗？”只听见响声打在门环上，她慢慢开门，一看是两个不认识的人，心中不觉一惊，土匪！“你们要干什么？”对方急冲冲应答:“你男人在家吗？”答曰:“不在家。”“上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上哪里去了。”“哼！你不知道谁知道？看他还能跑了不成！”“告诉你，跑了今天跑不了明天！”“你快找把菜刀给我！”伯母机智应对:“叫孩子白天上山挖野菜，不知道搁在什么地方了。”她装着要找的样子，却不找。接着土匪咋呼一气，东看看，西看看，没有找到他们要抓的人，嘟嘟囔囔地无奈地走了。等土匪走远了，伯母赶快栓上大门，回屋一看，二祖母把刚满七岁的大姐紧紧搂在怀里，全家人受惊一场，也更加担心伯父的安危。几天后伯父回来了，他的警惕性更高了，他要更加慎重行事，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他心里有件大事要做，并且必须得做。区委给他布置的工作是要秘密地在岔河村建立党小组，而后建立党支部。他要物色可靠人员，接近穷人，又要寻找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的道理，揭露旧社会的剥削制度。这把微微星火将在看似很不起眼的泊地小村，无声无息地慢慢燃烧起来，而且会越烧越旺。

　　从这以后，他的家很自然地变成了我党的秘密联络站，区委对岔河村的许多重要指示也都是从这里传达到位、发出声音的，地下工作安排部署得有条不紊。

　　1940年底，解放昆嵛山的战斗历时三昼夜，八路军从宋村一带出发，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外加地方武装，利用傍春节之机，一举打开昆嵛山，使东海的抗日根据地与西部连成一片。我母亲生前多次说:“快过年了，北山里枪炮一个劲地响。”八路军毙伤俘敌3000余人，缴获机枪30余挺，步枪1500余支，大获全胜。苦难深重的山区人民，看到了希望之光，天亮了。

　　在伯父革命精神的影响下，大约在这一年——1941年，由伯父介绍发展了伯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丈夫发展妻子，在党内是少有的。身为妻子的她为伯父的地下工作忙前忙后，从无怨言，严格遵守了党的纪律，保守了党的秘密，扩大了抗日宣传的范围，使岔河村的党组织从诞生起就没有受到一点损失，而且逐步发展壮大。

　　1940年秋，胶东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怪事，抗日英雄于烺在文登县侯家镇柘阳山南被枪杀了，给当时抗战情绪高涨的人们头顶上泼了一盆凉水，冻结了一层薄薄寒冰，人们疑虑不解……这是怎么回事？

　　伯母曾对我说:“于烺是有功的人，理琪同志初来文登就住在他家里，他家是大户地主，便于掩护。”我父亲也说:“于烺是被汉奸害死的。”这一句话在我心中记忆一生。汉奸是谁？可见于烺的死，当年在人们心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很佩服父辈们的先见之明。直到1985年5月24日，中共山东省委为于烺平反昭雪，谜底终于解开了。

　　减租减息意义重大

　　1942年6—12月，文西县委统一部署减租减息工作，区委指示岔河党组织要立即贯彻下去，以取得实效，伯父伯母直接参与领导了这次运动。

　　减租减息是我党的一项基本政策。其目的是改善贫雇农待遇，减轻贫雇农负担（即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其意义是：一定要让解放区的农民当家做主，并战胜各种困难，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战全面胜利。他们首先开会宣传，发动群众，说服动员地主、富户，自愿向民主政府献地，这是搞好农村统一战线，争取开明士绅参加抗战的必要措施。要他们减租又减息，贫雇农交租又交息，虽然党支部严格遵守我党的土地政策，但在当时还是有阻力的。经过做工作，富人有愿意接受的，也有不愿意接受的，情况不一。不愿意的还不敢公开说，总认为是刮他们的油。部分中农持观望态度，但穷人热情高，向心力强，特别是农会、妇救会，青妇队的工作。大家都组织起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干劲十足。

　　据有关资料可查：“……岔河村有30多名妇女带着葛家集的地主，到区上讲理，按照减租减息的要求，订下合理租约。”这是党支部自创建以来，在这一时期最辉煌的亮点之一，也是岔河村全体地下党员和先进分子共同努力的结果。

　　东疃：林均兴大伯给地主扛活，家中有几间破房，地少，人口又多。他是减租减息后贫雇农当中最大的受益者。

　　秋发爷：当年也是扛活的，只有13岁。他也是减租减息后的受益者。

　　同时党支部权衡全村的实际情况，照顾我家。我家刚从小长夼“看庵”回来，吃了上顿无下顿，还负债累累，日子太穷了，分得五亩好地，在东河沿。此地来之不易，是开明士绅献出来的，以解决我家人多无地的困境，除缴纳民主政府的公粮外，还能填饱肚皮，暂不用挨饿。在党支部的支持下，我父亲还到区政府控诉了横口村的大地主孙学兰的剥削罪行，清算了他压榨我们家多年的血泪账，清退粮食800余斤。这些工作逐步落实后，穷人精神振奋，群情激昂，都感谢党和政府，为穷人撑腰杆子，为穷人说话。我党具有强大的施政能力，并在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人民都打心眼里高兴。党的阳光普照着大地，更温暖着人心。

　　减租减息历时两年，到1946年3月基本结束，岔河村的这项工作也基本完成。贫雇农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有保障，我党的工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开创了新的局面。老百姓的抗战情绪空前高涨，昆嵛山的解放彰显了八路军的强大战斗力，而减租减息的实施更彰显了我党的强大执政能力。岔河村的有识之士、优秀儿女在这一时期参加抗战的尤为之多，现在算起来的确难以统计。减租减息的初显，为以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党支部能够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民兵自卫团也功不可没。

　　日伪罪行罄竹难书

　　1940年2月，日军从海阳、乳山、牟平南乡一带东进文登，宿营郭格庄、西寨一带。18日占领文城，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弃逃前，他们对文登的工商界及农家大肆抢劫敲诈。素有“旱路码头”之称的葛家集一较大杂货店“永生仁”的货物及现洋3000余元全部抢去，还枪杀2人，伤1人。1941年1月，日军侵入葛家集，商号大都倒闭，所剩货物也寥寥无几。至此全集经济处于萧条状态，还杀害了村民于守玉、于凯山、吕坤序三人。

　　1942年12月，日寇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实行惨无人道的“大扫荡”，自西向东推行“三光”政策。最高司令官冈村宁茨乘飞机从北平飞抵烟台，坐镇指挥。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减租减息工作，被迫暂停，告一段落。敌人的主攻方向是抗日根据地，专找八路军作战，妄图一举消灭我军的有生力量。他们的战术是“梳发式平推”前进，每股10人左右，每股间距100米～200米。葛家集的位置特殊，首先遭殃，鬼子还枪杀了4位手无寸铁的平民，即：王大保、吕富贵、于学会、吕和序。而后东进岔河村制造事端，在韩北耩南侧急过赤金泊，把拥挤的老百姓赶到母猪河边，制造了一起血腥大屠杀。母猪河在流血，四面的山岭在默哀。

　　这次扫荡，给文东、文西两县人民带来一场大灾难。鬼子是拿着地图挨村进行的。老百姓能跑的都跑了，剩下的老、弱、幼者较多。上级当即指示，把“减租减息工作队”改为“反扫荡工作队”。伯父伯母参与了反扫荡的领导指挥工作，党支部通知全村立即行动，该藏的藏，该搬的搬，户户锁门，坚壁清野，做到有亲奔亲，有友奔友。村民们都从“南河坝”的边道向“老南泊”的“老拔草场”跑鬼子，也有人从“老南道”捷径“赶牛道”往南跑。我母亲和祖母抱着、领着大姐和二姐也在逃生的队伍中。东疃的人向老北道“傅家坝外”的“东耩”跑。吕家集的两个青年妇女跑到岔河村西南角邵陆哥（邵明章之父）、郑开梅嫂的老宅想躲一躲，这其中就有我未来的老岳母吕华召。刚巧人家也要向外跑，但邵家心眼好，也行了方便。真是慌乱不堪，乱象多多。几天后，吕家集的人上门到此，答谢了人家，好言相叙。

　　不过，民兵要留守村庄，监视敌人，找机会骚扰敌人。那时期我父亲是民兵骨干，工作很积极。大祖母转移较晚，被鬼子挡在老郭家的故居院子中，她进退两难，慌乱中被鬼子在手腕后背砍了一刀。她“哎呦”一声打个趔趄，多亏冬天穿棉袄较厚，也只能忍痛挨着了，是卫姑姑帮忙包伤的。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的记忆中，老人闲暇时还时常比划着当时的情景。鬼子在岔河村没敢多呆，也没有捞到一点好处，就匆忙而走。

　　交通员邵洪英据说是我伯父郭洪范发展的，是否入党人们都不知道，传说当日是出去送信的。本村人一起被冲散逃生的很多，其中就有伏子爷、洪典伯、无所伯。也是传说他的好多行为和别人不一样，有点神秘感。他牺牲的地点在：院东村河北沿，母猪河西岸，赤金泊村最东南角地带。成群的鬼子追上了被大水挡住的不少想过河逃生的老百姓（旧社会的母猪河一年到头水很大，泛滥成灾），一昼夜有18人被活活射杀（文登县志有记载，612页），我分析其中就有他。鬼子对待中国人是没有好气的，呵住他，盘问他，威逼他。姥爷当然止步回答，且能思量，胸有成竹，比划着打手势，但就是不说实话实情，甚至谈吐不清。因为日本话中国人是很难听懂的。时间稍长了，鬼子很着急走，无意间他们好像发现了什么，于是搜身，顿时招来大麻烦，他身上有一支腰别子（手枪）露出破绽。不容置疑，这准是八路军的探子，这就是敌人这次扫荡要消灭的对象。鬼子瞬间暴跳如雷，朝他腹部打中一枪，他倒下了，但似乎还有点气，凶残的敌人又在他的脸部用枪刺乱捅（三八大盖，高5尺多，对刺力量大）。他脸上一个大窟窿，血流满面，下身也溅上了血（这都是人们后来见到的）。

　　他的牺牲很惨，令人发指，但也很英勇、壮烈。恰巧当晚下了一场大雪，村民们也都陆续回来了，只有他未归。家人到处打听，无果。几天后一具冻硬的遗体显露地表，被闲逛的人们发现，告知他赤金泊村的连襟才确认出来，乡亲们用门板抬回来了，家里家外哭成一团，后葬于家西邵家茔。这是日本鬼子欠岔河村父老乡亲的第一笔血债，也是村民们要永远记住的民族大恨。

　　第二笔血债是：文西县区公所验检员——林春阳烈士（又名林均英）。他1941年3月参加革命，1944年4月在昆嵛山里小长夼被捕，是牟平县水道据点的日伪军远途偷袭了八路军兵工三厂的车间宿舍后，押到水道杀害了，年仅41岁。小长夼离水道据点有近50华里。被捕后，他坚贞不屈，严守秘密，不吐真情，面对鬼子，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是岔河村第一位成色十足的真正的抗日英雄。可惜这样的光辉形象被埋没尘封了78年。此事件，八路军损失不小，这民族大恨一直延续到1944年8月25日上午8点，才终于清算。号称“铁打的水道”——东海腹地“最大碉堡群”“双壕沟”被胶东八路军用两天时间一举摧毁，全歼守敌。至此离英雄牺牲时间只有4个月。战后胶东军区为“水道之役”的参加者、战斗英雄20多人合影留念。77年后的今天，我有幸看到了当年许多长辈们的威武雄姿。而他的大侄子（解放后成为我党高级干部）林志春与他叔父同年同月参加革命，小侄子——林治珍烈士，是1944年2月参加革命的，比他叔父牺牲的时间早两个多月，叔侄两代三人同赴战场，为抗日出力。他们的家庭不是平民之户，而是抗日之家。

　　抗日英雄浩气长存，烈士伟业名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