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敬民

　　10.解启衷创“太平宴”，是税收方式的革新

　　在封建社会里，地方官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征收赋税，亦称收缴皇粮。地方官的政绩也主要体现在能否按时、按既定数额征收赋税。由于明代末期，文登地域大灾、重灾频仍，再加上各种额外的军饷征收，使百姓处于极度艰难困苦之中，因此很难足额交纳赋税。

　　地方官为了向上级表白自己的政绩，往往采取很多残酷的刑罚，对百姓以刑讯逼供的手段来征收赋税，从而导致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或流浪他乡，或举家逃亡。但是也有的地方官能够体察民情，对百姓的艰难了如指掌，在赋税征收方面体现人性化。其效果是既保证了赋税的征收，同时也拉近了政府和百姓的关系，而为百姓所称道。

　　解启衷在文登创造的“太平宴”就是对赋税征收方式的一种创新。光绪《文登县志》载:解启衷做法是“急公有赏，复设宴以劳之，名曰‘太平宴’”。意指完成公家的事情(主要是税收)和任务后，除了赏赐之外，还要设宴招待。此宴称为“太平宴”。

　　文登属于比较贫困偏僻之县，明代仅西北一条路通中原。地多沙磺碱卤，村落萧疏，离城三里外无瓦屋，大都垒石为垣，横施散木，藉草铺茅，以避风雨。即使丰年粮食也接济不到来年新谷，稍有灾害则卖儿卖女。特别是明万历丙辰(1616)出现大灾荒，饿死近一半人，瘟疫死人又占三成，仅剩下了十分之二的人。又由于辽饷的额外加派，剩下人的一半外出逃荒，文登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的人。泰昌元年(1620)登州府推官孙昌龄，目击现状，非常心痛地向上司反映文登的现实情况，使错派给文登的额外加派得到豁免，外逃者才陆续返回来，县内数百里才有了人烟。但是，三十里的范围内只有几家人，总共也只有原来十分之二的人。而就是剩下的这寥寥无几之人，却要缴纳明初所定的赋税额。官场上都知道文登之地的难处，凡是在文登当官的，十有九人是因为赋税问题而离任的，大家都把文登视为畏途。有一年之久甚至没有县令来上任。

　　当时加派兵饷(辽饷)，每亩为9厘。周围诸县都争着减轻自己县的数额，上峰反而错加给文登10220两，已经缴纳了两年。人们都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了。解启衷遍查府志、县志，认为此赋税数额与事实不符。他遇到了和孙昌龄同样的问题，即上峰借“辽饷”之名，额外加派文登赋税。本来明初时国家规定，根据文登的地力人力条件，文登实有土地32200顷，特许文登以5亩折算1亩，这样向国家缴纳赋税，就按32200顷的1/5，折算为6400顷的亩数纳税。其实就这个亩数也在逐年减少。如，隆庆五年(1571)知县李中孚申请丈量，土地已损失了原来的近1/3，即只剩下了24200顷，5亩折算1亩，折算为4800顷；到了万历九年(1581)知县郭包田又一次丈量，只有19000顷，按5亩折算1亩，应该按3800顷纳税。这样的话与原来相比，失去了近一半。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知县将原小亩土地数额分为五等，达到了原来的6400顷之数。导致的结果是，土地面积越来越少，而土地亩数越来越多。空有19000顷之数，却要实纳原来折后6400顷的赋税，而兵饷要按小亩加派。后来孙昌龄通过和巡抚力争，把按小亩征收改为大亩征收，使文登少纳银4800多两。

　　解启衷此时面对上司分配的10220两加派赋税，通过查证核实，找出充分证据，认为文登县的征粮地应该为6400顷。按照每亩9厘赋税计算，文登应该纳税不到6000两。解启衷将此数字经过4次向上呈文，代民请命。在和上司争辩了三载之后，终于在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经户部同意，文登县赋税数额减银四千五百余两。在人们都认为原数必定不可更改的情况下，解启衷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回天有力，将加派的“辽饷”由10220两，减到不到6000两。这种对百姓的再造之恩，人们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的。此事，光绪《文登县志》在解启衷《请改讹派申文》《又复请部额申文》《又请免积谷申文》中有叙述。

　　解启衷在文中关于明末文登的现状，读来令人潸然泪下，现将有关部分摘录如下:“文登地多沙磺，五谷罕生，故月报纳赎(以粮抵罪)，申准以穇代谷。民间春捕鱼虾以充腹，秋采草实以养生。男跳足，女蓬头，不似人形。民间房屋，大半结茅搭厦，以避风雨。离城三五里外，极目荒凉，绝无瓦屋。近海风起，沙飞蔽日，有同沙漠。其地力……若连耕二三年，求其原种粒不可得矣……文登地果极瘠，民果极贫。”

　　解启衷到任除了上面提到减赋税事之外，主要做了以下几件清廉之事:初至文登就革除一切不必要的行政开支，“一切浮费，遵例尽革”；公事的礼法礼节之费，解启衷以自己的俸禄支付，不烦百姓。做完这些事之后，解启衷才回到县政府。

　　解启衷到县政府后首先兴利除弊，如考核教育文化，整顿风俗，种牛痘防疫，开垦荒地，安抚流失人员，招抚逃亡之人，剪除豪强恶霸，清理长期存在的坏人坏事，减少自己的工资，激励同僚为百姓做工作等。而最费心的事，是面对以前逃税的人。解启衷劝他们，不要懒惰，要克勤克俭，不要浪费，不要触犯法律。对于做得好的，他采取颁布赏帖，奖给门匾，给金花和红绸奖励。

　　解启衷做好上述之事后，就举行流传于后世的“太平宴”。“太平宴”设宴时间，一般是农历十月农事忙完之后的初一至初七八；地点，在文登县的公堂之上；命名此宴席曰“太平宴”；对宴席准备，提前就规划好，并制订一些礼仪规定，正儿八经地当作一场盛典来办理；参加“太平宴”的人员，凡是提前完成税粮的人，上到县城县学的学生们，下到乡村的里长们，即使乡村那些劳动干活的人，都可以参加“太平宴”；开设此宴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奖励以往完成缴纳赋税积极之人，二是激励后来的急公好义之人；“太平宴”的仪式、程序，都参照“乡饮”的形式增减而行之。官和百姓在一起同乐。大家熙熙而乐于一堂，很多人唱起了歌颂盛世的歌徭，显现出一片太平盛世景象。文人们就互相作和诗来称赞和美，而解启衷却谦虚地说，这有啥可赞美的，我只不过是免除了人们的负担而已。

　　邑人刘濡恩在《太平宴序》评论解启衷做法时说，过去对不缴纳赋税、动刑罚都不以为耻的人，难道就不是我们的百姓吗?可是今天同样是他们又对我们有礼貌地互相作揖谈论事情，难道他们不还是我们的百姓吗?可见，执政采用刑罚和采用道德礼仪两种不同办法，效果相差之悬殊，同一个人好像变为两人了。

　　解启衷对文登人作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创设“文山书院”，自己投资，亲自考试考核，并将以往会试的卷子刻印供学生学习。他在庭审中不拘泥于原已审定的结论，重新解决大狱十几起，使监狱风气清明。文登以前存在轻生的现象，一点小事就自缢。解启衷遇到此事就召集大众进行批判，此风俗马上就消失了。

　　解启衷是此前六任县令中唯一干满三年的县令，他发明的“太平宴”，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采用的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激励措施。这与对完不成赋税任务的人实施酷刑、坐牢的办法有着天壤之别。尽管设立“太平宴”从根本上说仍是为封建政权服务的，但毕竟这是一种尊重人的尊严的一种做法，在封建官吏队伍中是极少见的。

　　11.于有光倡导”军民各差”，是对徭役的革新

　　明朝建立以后，在全国推行卫所制度。大郡设所，连郡设卫。为解决军饷问题，明政府规定，边地卫所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即军中抽出七成人来从事耕种。有的地方是六分屯种四分守城，还有的地方是八分屯种二分守城。

　　此外国家设立卫所其驻地除城隍而外，皆属民地。当明后期随着卫所制度的逐渐瓦解，屯田制遭到破坏，一些卫所的武官倚仗权势侵占屯地为己所有，大部分的卫所士兵及军余，生活失去保障。另一方面，随着封建土地的高度集中，百姓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土地的贫民。

　　这两种情况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卫所的很多人用买和租种的方式来耕种民间的土地；由于一些卫屯地零散地分布在各州县远近不等的乡间，很多无地的农民又来佃耕卫所的土地。

　　问题在于，农民佃耕卫屯地的同时，并未佃军差；军士及军余买民地的同时，并未同时买民差。因此，就出现了不合理的现象:民佃军屯地，耕屯地者是农民，征收地税是军方承担和催办，称为军差；军士买民地，耕种民地的是军士，征收地税则是地方催办，称为民差。导致的后果是，尽管民和军耕种土地交叉，但涉及交税和收税时，应该是军民各差，即各办各的，却变成了交叉进行。

　　此外军士在外地买地，名曰“寄庄”地，由于军士不当民差，因此除了正常向国家纳税之外，还要格外每亩交纳4厘银子，以抵消军士不当民差的费用，为的是解决“军不当民差”的问题。如果卫丁军士已经格外缴纳了4厘寄庄银，再当民差，那就是民差的叠加，显然是不合理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威海卫的一般军士、军余之人，到了清代，都被称为卫人。他们所负担的丁徭银是文登县一般民丁的好几倍:威海卫人丁徭银每丁是8钱9分5厘，最少的也是4钱9分5厘。而文登每丁征丁徭银1钱8分7厘。康熙七年(1668)以后，威海每丁又加派了丁徭银7分。这样威海卫人每丁共要缴纳丁徭银最多的有9钱6分5厘，最少的要交纳5钱8分5厘。以最少的而论，也是文登每丁的三倍还多。

　　以辛汪庄为例，卫人世代耕种属于文登政府管辖的辛汪都三里的民田，本里之民也世代承担着这块土地的民差，即土地银和丁徭银的催办负担，从来没有变更过，这就是遵循着“军民各差”的惯例。

　　顺治二年(1645)，辛汪里长时期害民的胥吏姜学礼，寻找理由为自己索取钱财，在确定赋税徭役项目时，擅自立了一项卫人买或租种民田的，要当民差的规矩。这就改变了以往行之多年的成规，因而引起了整个威海卫人的愤怒。他们集体向守备鸣冤，并上报各级政府。

　　对于威海卫阖卫的上诉，海防道的批示是，叫登州府查明；防院的批示是，叫登州分巡道查明；巡抚衙门的批示，叫登州分守道查明。对于这三个批示登州府和两道又都转批给宁海州审结。宁海州的处理意见是，将坏吏姜学礼杖打惩罚，罚钱赎罪，军民照旧各差。看来宁海州报给上峰的处理意见还是较为合理的。但是省抚院布政司的批示是“重责二十五板，枷示”，即打二十五板、示众，并将执行权又转给防院。防院批示说，按照抚院说的办就是。

　　尽管各级各类权力部门的批示冠冕堂皇，但是姜学礼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蒙蔽上官，不仅不遵守上级批示，反而增加的名目越来越多。最后导致卫人逃亡的越来越多，剩下的人寥寥无几，十室九空。

　　在这种情况下，“军民各差”就成为缓和社会矛盾、缓解百姓疾苦的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威海卫“军民各差”问题的最后解决，是经过时任守备于有光的不懈努力，以及时任巡按御史冯右京的最后批示而实现。

　　这期间，顺天武进士于有光于顺治四年(1647)来威海卫任守备。上任三天，他就着手解决“军民各差”的问题。他亲自到文登县，想当面说服文登知县改变不合理的做法。但是，文登县令偏听偏信坏吏姜学礼的恶言，拒不改正，于有光当时就气闷地晕倒过去。当于有光刚刚苏醒过来以后，马上就喝令县吏向上峰各部门报告此事。这个报告上去以后，各部门如同上文所言，都有了批示。但军应民差照旧在实行，于有光也被姜学礼中伤。于是，于有光又到登州府向知府说明来龙去脉，并坚持务必得到明确解决。

　　“军民各差”的最后解决，得益于防院大宗师冯右京。当他巡察到登州地界时，威海卫学的全体学生带着切肤之恨，冒险向冯宗师上书陈述意见。

　　为此事，冯宗师三次批示意见，态度很坚决“卫人无当民差”“永为定例”，并令有司“勒碑，永为定规”，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这场耗时八年的官司，终于有了好的结局。正义的一方战胜了邪恶的一方。

　　这场官司之所以以威海卫人的胜利告终，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威海卫人，特别是威海卫的秀才们，他们齐心协力冒着很大的风险，拼力抗争。

　　二是威海卫的守备于有光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的努力，敢于和邪恶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三是得益于勇于为民作主的好官冯宗师的一再努力、一追到底的精神，一揽子解决的做法，这是“军民各差”最后得以解决的最关键因素。

　　“军民各差”的解决，理顺了生产者和徭役负担者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各自的负担，这对于发展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于有光和冯右京在解决这一问题上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值得肯定。

　　12.简贵朝对集市贸易的革新

　　简贵朝，字清华，大定（今内蒙赤峰市一带）举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任文登县知县。简贵朝的最大功绩是整顿文登集市贸易中的税收秩序问题，从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使文登的集市贸易有了统一遵循规矩，市场秩序走上了正轨。这对文登的集市经济贸易，有着影响深远。

　　农村的集市贸易自古有之。《易》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文登自古集市贸易就比较发达，仅大型集市就有文登城内、东关、文登营、大水泊、桥头、威海、高村、黄山、静海、侯家、宋村、林村、泽头、岛集、崮头、葛家、吕家、草庙、汪疃、杨亭、风林、界首、崖头、滕家、斥山、埠里村（后四集1735年划归荣成）共二十五集市。

　　设集市的目的是招致天下的百姓、聚集天下的财物，互通有无。对集市征税，体现的是国家对集市的管理。因此在集市上设有经纪人（牙行）收取税金（经纪人本是市场上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抽取佣金的居间商人），然后政府向牙人收取一定数量的“牙金”。经纪人则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借机敲诈勒索来交易的百姓和商人，从而使集市弊病丛生。

　　本来文登集市贸易的杂税，纳入国家的《赋役全书》所记的数量是微乎其微的：大体上是牛驴税7.529两、牙杂税0.75两，整个文登二十多处集市总共才收取8.279两白银。具体再摊到牙、商个人头上，则是微乎其微、可有可无的负担。百姓并不以此税为负担，国家收税只是象征性的体现管理功能。

　　但是到了牙行手上，他们对商人、百姓则横征暴敛，征收的税是正常税额的百倍。农民拿到市场交易的一粟一丝，不准私自买卖；鸡鸭鹅和柴禾，都要收税。如果有漏税的，惩罚数量无边。每到赶集的日子，直到天黑才收市，等候交税则要到半夜。假如逢到风雪雨霾天气，百姓就苦不可言。从而使百姓和商人每到赶集日，就如同赴汤蹈火一般，把集市视为危险的境地。

　　简贵朝刚到文登上任，就马上深入到民间，访问百姓疾苦。文登候选巡检、开明富绅于惟诚等人就向简贵朝反映了文登集市贸易中的种种弊病。简贵朝以仁爱百姓为首要，当场就申明将设法改变这一现状。于是，简贵朝就和富商士绅商量，进行集资，将集来的一百两银子以作本金，然后将利息用来冲抵应缴国家的税额，在集市中革除原来由牙行收税的做法，并申明永远不再设立牙行。

　　为了使这一做法制度化，简贵朝将自己的决定以碑文的形式昭告百姓，将碑竖立在县衙的大门右边：碑文题书《知县简贵朝革除牙侩碑文》”；文首称“特授文登县正堂加三级简为据情勒石事……”文末则将此事记入文登县志，“载入邑乘，使永远勿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七月十二日立”。

　　自简贵朝废除牙行弊病后，文登的集市风气得到立竿见影的改变，风清气正，一直延续到清末。

　　13.王—夔推行“摊丁入亩”，是赋役制度的革新

　　早在明末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之时，其中出现一种尽管少见、却是较为激进的做法，即将全部的人丁徭役都摊到田亩中去。这是比较彻底的推行“一条鞭法”。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按地和丁征收，只不过二者所占比例依各地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也就是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行得并不彻底。

　　清代初年，赋役的征收仍然是按地亩和人丁两重标准进行的。由于官僚豪绅的隐匿和农民的逃避，地亩和人丁的确实数字难以查清。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丁税就成为广大贫苦农民的沉重负担，这又引发农民的不断逃亡和反抗，造成丁额不足、丁银难征。

　　为了稳定税收额数，清政府就推行了“摊丁入亩”政策，这有助于封建统治秩序和税收的稳定，并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逐渐削弱。接着，清政府又陆续将工匠银也摊入田赋，并最后废除了匠籍制度。这样，匠户不但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也摆脱了封建政府的人身奴役，从而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康熙颁布了“摊丁入亩”办法后，在当时却遭到了地方官吏的抵制。他们互相勾结，挪移逃避，使规定的丁额不变、丁银稳定收入，都得不到保证。可见，推行“摊丁入亩”是比较困难的。

　　文登县令王一夔在如此艰难的背景下，却迎难而上，在“文登学”地域最早推行“摊丁入亩”，成为推行“摊丁入亩”、革新赋役制度的有志之士。

　　王一夔，字虞音，河北大兴(今北京市)人，生员。康熙五十五年(1716)任文登县令。在任文登知县时期，执法严明。在他的影响下，县衙的僚佐胥吏都能做到秉公守法。他听讼断案明察公允，不畏豪强恶霸欺凌；敢于剪除骄横跋扈、作威作福的人，使农村市场上欺行霸市的恶霸有所收敛行迹，也没有人敢在乡里逞凶施暴。上任仅仅三个月，文登四境之内就出现了安定宁静的局面。

　　文登的父老乡亲们有口皆碑，说他是文登县“七十余年第一人”。

　　文登县以前有很多苛捐杂税，每到年末，县里都设立总柜，来收取这些加派的苛捐杂税。王一夔来到文登后，马上就将这一盘剥百姓的苛捐杂税革除掉。

　　王一夔没来文登前，文登三个城门设有军士、更夫、吹手，任用这些人由于不属于国家制度上的规定，所以公家不能支付这部分人的费用。这些临时工的工资就全部摊派在农村里甲的百姓头上，额外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很多黑心的胥吏借此机会向百姓多取多占。王一夔来后，捐出自己的俸禄招募人来做上述事情，并将以前的作了彻底清查。

　　旧有惯例，征收钱粮、缉拿人犯，都立有期限，到期不能完成，就要受到责罚，然后再限日完成。文登以前规定，催定期限每月限定三次，任务都下放给里甲来完成。里甲催促的结果难以完成，于是就每天采用刑具敲打、鞭笞的办法来催收。王一夔到文登县后，对此事进行了彻查，将以前一月三次限期，改为有具体目标的一月一次限期，并且制定了“劝惩法”，提前出谕民告示。这样做的结果是，不用刑拘鞭笞，百姓士民争相缴纳钱粮，一年之内就完成了应该缴纳的税粮，既减轻了百姓的痛苦，又保证了国家的收入。

　　以上是王一夔到文登县所做的一些利民利国的政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为百姓、为国家勤政爱民的父母官形象。王一夔的政绩很多，但其最突出的政绩，是在文登最早推行“摊丁入亩”政策。

　　山东省的丁徭本来就很重，而文登尤为严重。富有人家占有大片土地，却连一丁的徭役都不承担；而贫苦百姓没有立锥之地，却要典卖自己或卖孩子来交纳沉重的徭役银。更有甚者，有的一人要承担几个人的徭役，穷得在乡里连对象都找不到。

　　王一夔深切了解这一情况后，果断地在文登推行“摊丁入亩”制，并把自己的想法上报给了省巡抚衙门，得到了省巡抚衙门的批准。

　　“摊丁入亩”又称“摊丁入地”，就是将每丁的徭役银并入田地租粮一起征收。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明代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之时就出现过，但当时没有普遍实行。到了清代，继续推行。康熙五十一年(1712)规定，依照上年(康熙五十年)各地所报丁数，把税额固定，以后再增加的人丁，永远不再增加税额。将人丁税并入田赋税里一起征收。这一重要制度，各省实行程度并不一致，广东、四川实行最早，山西直到道光时还没彻底实行。显然，至少在王一夔到文登的康熙五十五年以前，文登或山东还没有实行“摊丁入亩”制度。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改变过去田赋和徭役分别征收的做法。把过去的按丁派役的做法，改为既按地又按丁的办法派役，只不过是地和丁派役数量的比例，各地有不同，有丁四田六、丁六田四、丁田各一半等。不难看出，张居正的“一条鞭”已经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

　　“摊丁入亩”，将原来的人丁服役，改为交纳丁役银，使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松弛了，农民可以腾出身来从事其他行业；一切赋税改为折银交纳，对货币地租的产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丁税数额确定，增丁不增税，使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地税丁税合一，即把丁税原额和其他赋役都合到田赋中征收，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自此以后，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几千年的人头税基本被废除。

　　王一夔为推行“摊丁入亩”，曾给省巡抚上了《抚院四事之一》条陈，提出了“丁徭宜摊入地亩”的四条理由:一是地多丁少，遗累无地穷人，这不是大公至正之道，所以丁应随地，“今日之地多丁少，遗累无地穷人，皆系巧为规避，是非大公至正之道，丁应随地一也”。二是对有地人来说已有地中之利，很容易完成丁徭，这不像无地的穷人无丁徭银可交，“有地者即有地中之利，易于完徭，非无米之炊者可比，丁应随地二也”。三是计算一县地丁之数，地居十分，徭居一分，以十分之地，完一分之徭，不至于难办，“计算一县地丁之数，地居十分，徭居一分，以十分之地，完一分之徭，不至艰苦，丁应随地三也”。四是丁徭银摊入田租银中去，卖地过粮，徭役即随着土地而转移，不致使国家受损失，过地人也不受连累，“徭银摊入地粮，嗣后卖地过粮，徭即随粮而去，不致遗累，丁应随地四也”。

　　由上知道，王一夔制定的“摊丁入亩”计划中，田地税和人丁税之间的比例是十比一。也就是说文登丁徭银只有总地银的十一分之一。这不仅在山东，即使在全国也是很低的，这对无地或地少的农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解脱。这就是王一夔的开明和气度。

　　王一夔既敢于率先推行“摊丁入亩”，并且推行得比较彻底，这就是为民谋利益。这就是为官一方，造福一地。王一夔是百姓的好父母官。

　　有意思的是，王一夔做文登县令，却只考取了秀才。秀才做成了大事业，可见，即使在古代也不能以功名高低来论英雄。能否做成大事业的关键，不在于功名的高低，而在于有没有勇于为百姓做事、谋利益的思想。

　　王一夔曾被入选《山左诗钞》的文登诗人赛珠，给予特别高的评价。赛珠在《赠王明府诗》《昆箭高》两诗中，就专门提到王一夔，称赞王一夔“昆箭高，高矗矗”。这个评价是非常贴切、中肯，是对王一夔的充分肯定和赞扬。王一夔受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