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伦

古文登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如果把胶东比作中国版图伸出来的长舌，文登就是舔向黄渤海的舌尖，欲尝一尝大海有多鲜，海水有多咸。

清光绪版《文登县志》载：“文登襟带沧海，灵秀钟毓。羲仲寅宾之处，昆嵛峙灵于北，铁槎拱秀于南，蜿蠙扶舆，风气清淑。任土作贡，彻田为粮，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兴弦歌。滨临大海，波涛汹涌，澎湃千里，鱼龙变幻，出没无常。”

《旸谷小识》曰：“文无他产，田间豆，海上鱼，售之南舟，得以完国课，资服用，盈缩一视乎海道…… 鱼、盐，为民生所重赖。”这段话提到了文登民生的重要依赖 —— “盐”。

文登一面障山，三面临海，南、北、东海皆有盐滩，自远古，文登沿海居民就有煮海为盐的先例。

煮盐

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记载，炎帝时的诸侯夙沙在山东胶东一带首创用海水煮制海盐，即所谓 “夙沙煮盐”。传说夙沙氏是煮海成盐的鼻祖，后世尊崇其为 “盐宗”。夙沙氏煮海成盐处，位于半岛南部胶州湾北岸 (今城阳) 一带。这里有一个原始部落，住着夙沙氏人。一天，有位夙沙氏人在海边煮鱼，和往常一样他先取半罐海水放于火上，不料睡过了头，一觉醒来海水已熬干，罐底留下了一层白色细末。蘸点细末放进嘴里，又咸又鲜，味道好极了。那白白的细末便是从海水中熬出来的盐。

后来，炎帝带着夙沙氏拜见黄帝，并献出海盐，结果，比黄帝盐池自然生成的苦盐所调出的食物味道鲜美得多。黄帝得知夙沙氏部落煮海为盐，于是命仓颉 (史官，汉字发明者) 造盐字。仓颉结合夙沙氏煮盐经过，造出了由 “臣”“人”“卤”“皿” 四部分组合而成的古盐字 “鹽”。自此，祖先开始了制盐的探索与传播。距胶州湾东侧不远的文登先民，便顺理成章地接纳和运用了这种制盐方法。

因直接舀海水煮盐，效率低耗时长。到了汉代，海盐生产由煮改为煎。即在海边、村头开辟一小块滩场，挑来海水，多次浇洒在灰泥或沙土上，经反复日晒，使大量盐分附着其上，数日即干燥发白，结一层盐霜，用木铲、牛角骨等器具将含有大量盐分的沙土刮起搓细，聚集成堆，在灶锅附近挖一土坑，中部架木杆，上铺蒿草、禾秸，将含盐的灰土放于其上，挑海水冲淋，滤得卤水，澄清后入锅用大火猛煎。卤水入锅前，以莲子投入卤中，检验卤水浓度，莲子沉入水下的为淡卤，半漂浮的为半淡卤，全浮于水面的为成卤，以成卤入锅煎盐，省时省薪。随着水分的不断蒸发，卤水中的盐分达到饱和，逐渐结晶成盐。

煎盐灶和灶房均骑跨卤池而筑，每灶置锅三至五口，分煎锅与温锅，煎锅置于灶火门，温锅排列于后。煎时，冷卤入温锅，温卤倒煎锅，由煎锅熬盐。煎盐一般以海滩芦草为燃料，昼夜兼作，烧沸卤水，蒸发水分，随干随添，至满锅投皂夹或麻仁数片，卤即凝聚成盐。每昼夜为 “一火伏”(从点火到熄灭)，可熬盐六锅，每锅约得盐一百斤。一罐卤水煮盐有限，只能在煎煮的过程中不断添加卤水，这样盐分就一层加一层地凝结在盔形锅的底部，一般结晶的厚度有五六厘米。最后将结晶的盐收集起来，进行干燥处理，以利储存和运输，每年农历二月中旬开煎，至五月底停煎。

清以前，文登的产盐规模和数量没有详细统计，雍正版和道光版《文登县志》均无记载，但光绪版《文登县志》和道光版《荣成县志》、1986 年版《威海市志》均有专篇记载。光绪版《文登县志》土产篇载：文登南、北海皆有盐滩，共有额锅 (官府限定的煎锅数量) 五十一口，旧归登宁场 (设于莱州的盐大使) 管辖。道光十二年 (1832) 裁归西繇 (由) 场 (莱州东北方向的西由镇)。各滩灶户向皆煎盐，薪刍不给 (柴草不足)，价常昂贵。

所谓 “锅”，不单纯是一口熬盐铁锅那么简单，是一整套作坊设施，一大群人工劳力，还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特别是柴草的用量是相当大的。唐开元元年左拾遗刘彤的《请检校海内盐铁表》有 “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钱，伐木为室者，丰余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 之语，可见一斑。

“煮海为盐” 不是一般家庭能经营得起，其艰辛程度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吴嘉纪在描写盐民生活的《绝句》诗中写道：“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吴嘉纪是江苏安丰场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 (1618)，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 (1684)，出身清贫，年轻时烧过盐，喜读书作诗，好学不倦，一生领略了官吏、盐商对灶民的剥削和军输对灶民的侵害，写出了大量反映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诗篇。

盐史

山东沿海制盐历史悠久。黄帝时，“夙沙做鬻海盐”；夏朝时，“海岱惟青州厥贡盐絺”；西周时，太公望吕尚被分封到齐，“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春秋时，管仲作齐国宰相，“谨正盐策”，创 “官山海之策，行专卖之制”，最终成就了齐国的霸业。

从西周开始，山东已有盐官设置，其职能是 “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祭祀，共其苦盐散盐。宾客，共其形盐散盐。王之膳馐，共饴盐。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齐事，鬻盐以待戒令”。此时还无盐税制度，盐官称为 “盐人”，职责是负责盐的供应分配，与后世管理盐税的盐官不同。

管仲实行盐专卖政策，鼓励发展盐业，使山东盐业成为当时之首。此时的山东盐，不仅供当地百姓食用，还 “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没有盐资源的诸侯国要依靠盐产业发达的齐国供给海盐，管仲在《管子・轻重甲》中提出：“请以令粜之梁、赵、宋、卫、濮阳，彼尽馈食之也。国无盐则肿，守圍之国，用盐独甚。” 齐国故意加盐价，无盐之国不得不继续进口齐盐，管仲将盐作为削弱邻国、增强本国的工具，这更体现出山东盐当时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秦汉一统天下，政治平稳，海盐生产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为管理全国盐业，汉武帝元狩年间开始实行全国范围的盐铁专卖制度，元狩四年 (公元前 119 年) 始置盐铁官，随后，在全国主要盐区设立了盐官。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共有 34 县设盐官，其中 18 县是海盐产区，而山东就有 11 县，占到总数的 1/3、海盐产区的一半以上，其中就有时为昌阳县的文登地域。

西汉时期，文登的煎盐技术已很成熟，产量和规模都有很大发展，境内的昌阳县城设有盐官，是全国 34 个设盐官的县份之一。

山东的盐业在西汉占据着重要地位。“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盐税所得的钱主要用于国家的军事防务，“昔孝武皇帝致诛胡、越，故权收盐铁之利，以奉师旅之费”。山东的盐产区，承担了 1/3 的赋税。

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局动荡不安，可以用来充作军费的盐利更为各政权所重视，特别是作为当时最大盐产地的山东。《晋书》记载，尚书潘聪建议慕容德曰：“青齐沃野，号为东秦，土方两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 广固者，曹嶷之所营，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 于是慕容德在广固城称帝，国号南燕，他 “立冶于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以广军国之用”。南燕 “步兵三十七万，车一万七千乘，铁骑五万三”。由此可见该国强大实力，其后面所依靠的，就是山东的盐业。

东魏时期，山东盐业的地位开始动摇：“自迁邺后，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 此时，青州位居第二，为沧州一半，山东盐业在动荡之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其中文登盐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唐以前的海盐生产主要分布于渤海和黄海沿岸地带，中唐以后，海盐生产在东海和南海岸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山东盐逐渐失去了在全国的主导地位。但文登盐始终占有重要位置，这在《文登地名志》的村名中就能找到答案：侯家镇东廒、西廒、南廒、北廒，泽头镇廒子埠等村何以 “廒”，因元初官府在此建储盐仓廒，冠方位以廒为村名。元朝的文登疆域非现在可比，既然储盐仓廒设在文登，说明文登就是胶东半岛的海盐集散地。半岛各处海盐先归聚于此，再通过文登的海路、陆路运往内地。

晒盐

从黄帝时开始，直到隋唐时期，都是煮海水为盐；宋元时期个别地方出现晒曝成盐；明代开始废锅灶、建盐田，改蒸煮为日晒；清代胶东海盐生产仍有煎有晒。

为加强山东的海盐生产，明万历、清嘉庆均立有《盐法志》，清嘉庆《盐法志》按条文次第叙述，所有盐场，某处为煎，某处为晒，各就根据本场当日情势言之，在条例中原无宜煎不宜晒的明确规定，惟有晒场开晒之时，滩户向官府盐官提出申请，场员给予滩照，即准许晒盐的执照，以防止和杜绝私晒之弊。文登境内昔年灶户皆用煎，嗣因柴草昂贵，资本过重，竭尽全力缴完国税后基本无剩余，且整个文登沿海人烟稠密，多以腌鱼为生，仅持额锅五十一面所出之盐断不敷用。按西繇场旧制，晴晒雨煎，往年灶户禀告县府：“以文登既隶西繇场，煎晒可兼。” 当经官府批准后，遂各弃其锈敝之锅，垦海滨晒盐之池，其盐课仍遵原设锅税完纳。然而西繇的官差衙役却借机寻找借口敲诈勒索，稍不遂意，便平其滩，毁其器。灶户无奈，想重新用锅煮盐，而锅多锈烂，又苦于无资本。既不能晒，又难再煎，文登本地的食盐常常出现短缺。因此百姓都希望官府想法变通，以留住民心，解民疾苦。《盐法志》曰：“煮盐之灶户，骨柔于咸，往往痹痿。”“灶户出死力以谋生，济民用而利国，此固当在矜恤之列，何可绝其生路也？”

光绪版《文登县志》记载：清同治初年尚无晒盐，煎盐价昂，故铺商买关东大盐腌鱼，为此灶户讦讼不休。今本邑盐滩改煎为晒，无复以购买外盐兴讼者。居民又以煎盐味苦性燥，春夏腌鱼，秋冬腌菜，不能持久。近来各滩渐谙晒盐，盐价稍平，民甚便之。

清同治十三年 (1874) 起，文登延续两千多年的铁锅煮盐改为打滩晒盐。

打滩晒盐，是一种从海水中提取食盐的方法，即 “盐田法”，这是一种古老而至今仍广泛沿用的方法。打滩晒盐需要在气候温和、光照充足的地区选择大片平坦的海边滩涂构建盐田，盐田通常分为蒸发池和结晶池两部分。先将海水引入蒸发池，经日晒，水分蒸发到一定程度，再导入结晶池，继续日晒就逐渐析出食盐来。晒盐常用的工具为水斗、木锨、木耙、石砘、筐子、莲子等。石砘用来平整盐池，水斗用来淘舀海水，锨、耙、筐子收拾和装运成盐，而莲子则用来检测卤水的浓度和比重。

清后期至民国，文登盐田晒盐稳步发展，不仅本地自足，还通过张家埠港、石岛港、烟台港外运。日军入侵中国，文登制盐受到影响，但抗日民主政府一直把制盐生产作为地方重要工作来抓，鼓励沿海居民晒盐，把文登海盐作为重要战略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抗日前线。1944 年文登解放后，共产党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扩大产盐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盐民收入，为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作出重大贡献，其生产工艺和管理模式也有了很大改进。

1914 年花岛村盐民发明制作了脚踏水车，用脚踏水车提取海水，效率提高百倍，此法一直使用到 70 年代中期。1952 年，慈家盐务所从江苏连云港青口盐场采购两架风车，用风车提水，节省人力，效率更高。到 1954 年，风车提水普及全县。1960 年，马山盐场利用筒井加支架、横杆、铁轮、翅杆小篷制成小风车，在滩内向上车水，十分方便，全县各场迅速推开，当年发展到 428 架，至 90 年代中期尚有少数小型盐场仍在使用。1962 年全县风车最多时达 529 架。70 年代初，风车逐渐被淘汰，被柴油机和电动抽水机取代。

70 年代初，始建扬水站和储水圈，在大汛期间将水圈纳满，以后再随时补充。纳潮后，向高卤台提水，始终保持池水充足，后改用柴油机带动水泵提水。

盐滩晒盐，露天作业，季节性强，分春秋两季，春季从阴历正月开始，至六月上旬雨季来临之前停晒，有 “六月六，把斗扣” 之谚。秋季自阴历七月下旬开始，至九月下旬气温逐渐下降停晒。年生产周期为六个月，采用 “勤跑水，晒薄碴，掺兑老卤，短期结晶” 等工艺，盐产量丰歉不稳。

在晒盐过程中，文登盐民通过长期的劳动实践，研究出一套完整的建滩方法：选择平坦的沿海泥滩，按一定的滩池数建成一个个方形池，再开一 “潮沟”，直通于海，引潮入沟，以备纳潮。将方池内泥土挖松，晾干，再放入海水泡稀，用刮板刮平底池，再将池内海水排出晾干，用光礅 (粗大的圆柱形石头碌碡) 压实压平。涨潮时即可开水闸纳潮，抓住最高潮位，将池纳满。

关于盐滩晒盐过程，1996 年版《文登市志》记载较详：文登在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60 年代时，每副滩大约有六七亩。一般选平坦的沿海泥滩，按上宽下窄划成 8 个方池，将池面逐个挖低，卤台落差 10 厘米，池间筑埂高约 16 厘米，两池间留一池门，用来跑水。上面三池为荒水池，下面二池为结晶池，中间三池为制卤池。8 个池为一垅，两垅为一副滩。向滩池放入海水，上下池之间开有池门，用以向下流水。根据自然蒸发条件，卤水以跑到池底既能饱和，又能足用为宜。经过几个日晒，蒸发水到一定程度，再导入结晶池，继续日晒，就会成为食盐的饱和溶液，再晒就会逐渐析出食盐来，这时得到的晶体就是我们常见的粗盐。剩余的液体称为母液，可从中提取多种化工原料。

盐管

盐，自古为国家所控制，严禁私自生产和个人买卖。古代社会产业单一，盐和铁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赋税来源的重要产业。

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管子主张 “盐铁官营”，通过盐铁官卖增加财政收入，充实国力。管子为齐桓公解释说：“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否则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 管子对盐业的态度影响了历代统治者。

西汉时期，盐业和制铁都属于鼓铸业，即需要烧火的手工业，若放开经营，必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汉武帝时，为加强集权、抗御匈奴、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平准均输 (统一征购运输)、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

宋元丰八年 (1085) 六月，苏轼被任命为 “知登州军州事”，于十月十五日抵达登州，而仅仅过了五天，即奉调礼部郎中，于十一月初离开了登州。在登州的二十余天时间里，苏轼视察海防，身临渔捕，了解盐情，体察民疾。他了解到，宋代以来胶东沿海经济落后，灶户以煮盐为生，老百姓依靠灶户吃盐，按照朝廷规定，灶户煮的盐只能卖给官府，价格还不到卖给百姓的三分之一，而百姓从官府买盐，却又要高于灶户的价格，造成了灶户破产逃亡和百姓吃不起盐的局面。官府储存的盐，自然耗损严重，负责屯盐的官吏，因此要赔偿损失，官府无利，百姓受害。

在来不及施政匆匆回朝之后，苏轼向皇帝提出两项治理登州的建议。一是针对登州 “地近北虏，号为极边” 的险要形势，呈递了《登州召还议水军状》，提出加强登州武备的建议。二是鉴于登莱地方近海偏僻、地瘠民贫的特殊情况，实行一律的榷盐政策，有害而无益，因此上呈了《乞罢登莱榷盐状》，恳请朝廷罢废登莱的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得到皇帝昭准，朝廷废除了胶东一带食盐官营专卖制度，改为由沿海盐民直接卖与地方百姓，官府只收盐税，这样既保护了盐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方便了百姓生活，而且交易价格下降，减轻了百姓负担。自此登莱废止食盐官卖的政策，并一直持续到晚清。此举为盐民争得了利益，百姓亦获益不小。据道光版《蓬莱县志》“食货志・盐法志” 记载：“蓬邑不食官盐，自宋代苏长公已条陈得免其累，洵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登州府志・宦迹》叙曰：“士薰其化，民安其政，恨其去之速。”

明末至清，连年战乱，国力衰退，对盐的管理变得更加严苛，盐民难以承受。光绪版《登州府志》记载：明季各场灶丁多逃亡，所遗灶地，居民辄佃种之。日久滋，民灶讦讼不休。官以种户虽非灶丁，而所种原系灶地，遂名之曰 “民佃”。雍正四年 (1726)，清查灶地，凡远年迷失钱粮，均摊民佃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