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敬民

　　近几年，“文登学”研究方兴未艾。本文拟对古文登历史上发生的一些片段尝试补阙，以期拾遗之效。

　　“千年文登”与“五年廓定”

　　一、“五年廓定”是历史的存在

　　文登县自北齐天统四年(568)设立至今已有1450多年，被人们称为“千年古县”。这一称谓反映了文登地域文化的深邃，折射出“文登学”文化源远流长及内涵的厚重。“千年古县”对文登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它林立于中华民族千年古县行列也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文登在“千年”中，也有过易名，但却无碍于“千年古县”的称誉。

　　文登历史上的易名，发生在唐代“廓定县”的设立（严格意义上说，是把文登县一分为二为“清阳”“廓定”两县，由于“廓定”的地域范畴与今天威海市地域范围基本重合，故本文只论“廓定”）。

　　据新、旧《唐书》记载，唐武德四年（621），在原文登县境内设立登州，同时将东莱郡的观阳县划属登州，这样登州设立时，下辖观阳、文登两县。

　　武德六年（623），将登州辖属之观阳县划属牟州（《新唐书》记载观阳县划属莱州，此处采《旧唐书》所记），同时将文登县析置为清阳和廓定二县。

　　贞观元年（627）天下基本平定，唐政权在废除登州的同时，也废除了清阳、廓定二县，二县合并后又重新设立文登县。

　　由上可知麟德二年（665）后的古文登的地域范畴，在此前的武德六年（623）至贞观元年（627）的五年期间，不称为文登县，而是被称为“廓定县”。

　　二、为什么当时的今威海地域称为廓定县？

　　武德六年将原文登县分置为清阳、廓定二县，其中清阳县名是根据当时境内之清阳河（烟台市福山区今称白洋河）而命名。

　　而廓定县的命名则是根据当时文登的社会政治形势变化而确定的。“廓定”二字，顾名思义是“肃清和平定”的意思，就是说，“廓定县”是在平定反唐势力以后所设之县。这个“廓定”字义在设县前所指的平定对象，包含三个方面的势力：一是以文登县令方惠整为代表的隋朝残余势力，二是以淳于难为首领的文登反隋农民起义势力，三是全国各地（包括胶东）割据势力、割据政权。对于方惠整为县令的隋朝残余势力，随着高祖武德二年（619）“隋北海通守郑虔符、文登县令方惠整……以其地来降”（《资治通鉴》）为标志，隋朝在文登的势力被彻底肃清；对于淳于难为首的农民起义势力，随着唐武德四年（621）淳于难被唐政权任命为登州刺史而得到解决；对于各地的割据政权，则是继续通过武力剿灭而实现。就在武德四年设立登州后的当年，李世民大败河北义军的首领窦建德，并将窦击杀。接着其他割据者王世充、刘黑闼、輔公祏、杜伏威都先后被唐政权降伏或消灭，反唐势力基本被肃清，天下得到平定。至此，伴随着隋朝残余势力被肃清、淳于难农民起义势力被收服、反唐割据势力的被剿灭，武德六年唐政权顺应全国的形势，将原文登县昆嵛山以东部分，即今威海市地域被命名为“廓定县”（文登县昆嵛山以西部分设为清阳县）。显然，廓定县的设立是受全国军事政治形势发展影响的结果。

　　贞观元年(627)，废除了清阳、廓定二县，重置文登县，存在了五年的廓定县成为了历史，文登县的疆域又恢复北齐设县时的状况。

　　三、史志工作者为什么要了解廓定县？

　　廓定县只存在了平淡无奇的5年，期间没有出现过值得浓彩重笔之事。对一般人来说知不知道这段历史实属无可无不可。但是对于地方史志工作者来说，则是必需要了解的。因为对存在过的历史，史志工作者有义务要有所了解，何况廓定县在疆域问题上对文登、特别是今地级威海市发生过深远影响。

　　一是史志工作者应该知道“千年文登”存在过程中，曾出现过“廓定五年”的插曲（尽管它影响不了“千年古县”的称誉）；二是史志工作者应知道“千年古县”的文登县，在唐初曾被析置为“清阳”和“廓定”两县，“文登县”名称被二县替代了五年；三是廓定县的设立，对后来文登县的辖地、特别是后来的地级威海市的地域范畴起到了先瞻性的影响。武德六年（623）设置的廓定县地域范畴，就是今天的地级威海市的地域范围。这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县域和今天的地级威海市地域合一的现象。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的县域存在，所以在唐高宗麟德二年(665。《新唐书》记为“麟德元年”，本文采《旧唐书》之说)析文登置牟平县（治今牟平）的同时，将余下的昆嵛山以东地域的原廓定县的县域归为文登县的范畴（即今地级威海市地域范畴）。此后延续“千年”未改。

　　关于古文登地域和今地级威海市地域合一的起始时间比较准确的表述是：最早起始于廓定县设立的武德六年（623），由于彼时处于战乱、存在时间短，一般都把麟德二年（665）作为文登县域与今地级威海市地域合一的起始之年。前者带有历史过程中的临时性，而后者则属稳定性的历史存在。

　　四、正确认识“千年古县”和“五年廓定”的关系

　　文登“千年古县”称誉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五年廓定”是“千年古县”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存在，是文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它并不影响文登“千年古县”的称誉。

　　首先就时间来说，五年的廓定与具有1450多年的古文登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忽略不计。这种现象在全国各个地区、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经出现过，并且有的地区不同的时间段曾多次出现短暂的易名现象，甚至“千年古都”等也出现过短暂易名的现象，但都没有影响“千年”古城、古都、古州（郡）、古县的历史地位。

　　其次 ，廓定县属战乱时的设置，而战乱中设置的州郡县，就全国范围来说，不少都属于“权宜”之计的产物，既存在时间短、又不被人们重视。故人们在论及千年古县、千年古城、千年古州、千年古都时，对因战乱或权宜之计而改名的区划名称，大都采取忽略态度（但史志工作者在研究中不应忽略）。对待“廓定”县，我们也应采取这种态度：一方面承认它是一种历史长河中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不因为它的存在而影响“千年古县”文登的历史地位。

　　登州几个问题的探索

　　国之通史研究的是国家及其涵盖地方史在内的大的历史走向，它对地方史不可能做到深究和细致了解。对地方史的具体而细致地认知，则是地方史志工作者的责任。对古文登和登州的认知，主要依靠地方史工作者的深入探索。

　　一、登州最早设置时间和治所的再论定

　　关于登州治所和设置时间，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9月第一版《辞海》载：登州，“武周如意元年（公元692）置州，治所在牟平（今县），唐神龙中移治蓬莱（今县）”

　　商务印书馆1983年修订第一版《辞源》载，登州，“唐置登州，故治在今山东牟平县，后迁至蓬莱。”。

　　上述两部中国最权威的辞书，关于登州设置时间和治所记载的内容和观点，在新版《辞海》《辞源》没有出版之前，曾作为定论而被学术界普遍认可，并被众多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书籍广泛给以引用。

　　上述两则引文，对两个问题交待得非常清楚：一是登州设置的时间问题，共同认为登州设置于武周如意元年(692)；二是登州的最早治所问题，共同认为登州设置时的治所在今牟平，后迁至今蓬莱。

　　这种状况直至1985年后才发生改变。1985年山东社科院《东岳论丛》第二期发表了本省学者于敬民《登州之设及治所变迁》一文，经作者考证认为：“登州”最早设置时间为唐武德四年（621）；“登州”治所最早治于“今烟台市文登县治”（发文时地级威海市还没有成立）。此外，该文认为“登州”设置时的地域范畴为，今海阳东部和福山以东的九个县市区。

　　上述观点此后被学术界逐渐认可，成为定论而被引用于各种公开发表的书籍和文章中，从而使问题得到统一认识。

　　至于登州的设置背景、登州名称来历，该文并未涉及。本文将试述之。

　　二、关于登州设置的背景

　　登州的设置是在天下大乱，全国的割据势力之一唐政权为了拉拢各地农民起义、壮大自己力量所采取的临时策略性措施的产物。因此，登州的设置是一种应对形势的权宜之举。众所周知，此时李渊唐政权的势力还囿限于今陕西省的关中一带，类于李渊势力的割据者在中原地区还有很多，天下形势并不明朗。是否加入唐政权，取决于割据者对李渊和天下形势的判断。割据势力中预测李渊未来能得天下者是有的，但不多，很多地方割据势力实际还处于观望或者与李唐相对立之中。淳于难就属于有远见卓识者之列，所以他能较早地加入李唐政权。而此时全国的形式，新、旧《唐书》皆有所述。

　　《旧唐书》记载，“高祖受命之初改郡为州”“自隋季丧乱，群盗初附，权置州郡，倍于开皇、大业之间。”

　　《新唐书》记载，“唐兴，高祖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权置州郡颇多”。

　　新、旧《唐书》的记载揭示登州设置的两重背景：一、登州的设置，是在唐政权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全国性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之前，大割据势力与唐政权对峙、一些农民起义势力刚刚归附于唐政权的形势之下而设立的；二、登州的设置，如同其它在此时设置的众多州郡一样，对唐政权来说都属于“权宜之计”下的产物，即属于“权置”州郡，而并非统一政权下的制度性产物。

　　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唐政权能否成为全国性统一政权、政治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李渊招抚淳于难是一种有政治智慧之举：而淳于难响应李渊、接受唐政权收编则是高瞻远瞩、极其明智的行为。

　　唐初的“权置”州郡，曾带来州郡设置上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表现在一是“滥”设州郡。州郡的设置不是按照正常的依据山川河流、人口密疏、形胜地位等众多原则来确定，而是单纯根据军事政治形势的需要来设立，随意性很大，从而带来“州”的数量无限制的猛增。结果除了原有的州郡，仅在唐政权控制的地区内额外又增加了60多个州；二是州郡设置“乱”。由于滥设州郡从而带来州在设置上的混乱，在唐初权置州郡中，大多数设在单一县域之内，一县就是一州，而有的州却由多达五个县组成，说明对一级行政区划州在设置上的随意性。更可笑的是出现不少名称相同的州，如古文登地区所设的“登州”，差不多同时在今四川省的古汉源、阳山二县也设立了一个“登州”，“武德元年以汉源、阳山二县置登州”。又如牟州，武德三年曾以今河南中牟县设立了牟州，中牟“武德三年更名，以县置牟州”，而武德四年，又在今山东地域以当时的牟平县和黄县设立了牟州，“武德四年，以牟平、黄置牟州”等，不一而足。

　　由于登州设置时面临的“群盗初附、天下初定”的形势背景，从而导致唐初州郡设置上的“滥”和“乱”，登州的设置即属此列。

　　李渊是在618年（武德元年）称帝的，直到登州设置前一年的武德三年（620）才巩固了关中根据地，才开始派兵出关，开启统一全国的进程。而此时中原大地割据势力林立。唐政权要统一全国，首先得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大并逐步消灭割据势力；其次对内要有正确的执政方针以巩固政权内部；其三要有正确的“伐交”策略，即缩小敌对力量，壮大自己的阵营。

　　上述前两条唐政权做得较成功，对第三条即《孙子兵法》里所说的“伐交”，唐政权取得的成效也很显著。特别是以封显爵、授高官来拉拢收买各地的大小割据势力方面，唐政权的做法远超其它割据政权，收编雄踞文登的淳于难农民起义队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唐政权为拉拢淳于难而特地设立了登州，并授予淳于难为登州刺史，刺史是当时一级行政区划的第一把手；同时以封建社会封爵制中最高一级“公”的爵位，封淳于难为晋国公，而“晋”在最高爵位中的排序是靠前的（如隋炀帝没当太子前就曾被封为“晋”王）。可见唐政府在拉拢割据势力方面是不惜代价、不遗余力的。

　　为什么把战时设立的州，包括登州在内称为“权置州郡”？显然，这些州郡的设立都属于平定天下权宜之计。“权置”就是“权宜设置”之意，权宜就是随机应变之举，是一种处置谋略。登州的设立就是在群雄峙立和争斗过程中，唐政权夺取天下的应变谋略的产物，“权置州郡”只是一种“伐交”手段。

　　三、“登州”名称的来历

　　由于包括登州在内战时设立的州属于权宜之计的产物，因此这种行政区划的设立，在“州”的辖地、人口、内部行政机构设置、州的命名、州的数量等等都没有制度上的规定。因此，表现在州的名称取舍上都带有随意性和偶然性 。

　　在弄清“登州” 名称的来历之前，必须首先要全面了解唐初“权置”州郡的设置和命名的方式 ，才能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根据唐书的有关记载，通过对所有权置州郡详细考察，可知唐初权置州郡的设置和命名大致有如下6种方式。

　　1.单纯由一个县的地域设州，其州名是以这个县名中的第一个字来命名

　　如寿州，是以寿张县名中的第一个字“寿”来命名，“寿张（县），武德四年以县置寿州”； 松州，是以松阳县名中的第一个字“松”来命名，“武德中，以县置松州”； 彭州是以彭原县名中的第一个字“彭”来命名，“彭原，武德元年以县置彭州”；涟州，是以涟水县名中的第一个字“涟”来命名的，“涟水县，武德四年以县置涟州”…… 这种以县名中的首字，来命名州名的情况所占比重最大。

　　2.单纯以一个县的地域范畴设州，其州名是以县名中的第二个字来命名

　　如姚州，是以余姚县名中的第二个字“姚”来命名，“余姚，武德四年以县置姚州”；潜州，是以於潜县名中的第二个字“潜”来命名，“於潜，武德七年以县置潜州”；牟州，是以今河南中牟县名中的第二个字“牟”来命名的，“中牟（县）本圃田，武德三年更名，以县置牟州”……这种情况在权置州郡命名方式中，数量仅次于第一种情况，所占比重也比较大。

　　3.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县所设的州，只以其中一个县名中的某个字来命名。

　　如鲁州，是以鲁山、滍阳两个县组成的州，而州名只以鲁山县名中的“鲁”

　　字来命名，名字中没有涉及“滍阳县”名中的字，“武德四年……以鲁山、滍阳复置鲁州”；宜州，是由华原和宜君两县组成，而州名只以宜君县名中的“宜”字来命名，州名没有涉及华原县，华原、宜君“武德元年曰宜州”；管州，是由原管城县、中牟县、原武县、阳武县、新郑县五县组成，而州名只以管城县名中的“管”字来命名，其余四县名字在州名中都没有体现，“武德四年以管城、中牟、原武、阳武、新郑置管州”……。

　　4.以原县名中的某字前加方位词，组为合成州名

　　如东和州，是以永和县县名中的“和”字，在其前加方位词“东”字，而合成为“东和”州名，“永和县，武德二年置东和州”；北温州，是在温泉县名中的“温”字前，加上方位词“北”字而合成为州名，“温泉（县），武德三年置北温州”；西定州，是以定胡县名中的“定”字前，加上方位词“西”字，而合成为“西定”州名，“定胡县，武德三年置西定州”；东盐州，是以原盐山县名中的“盐”字前，加上方位词“东”字，合成为“东盐”州名，“盐山县，武德四年置东盐州”；南兴州，是以原义兴县名中的“兴”字前，加方位词“南”字，合成为“南兴”州名，“义兴（县），武德四年以县置南兴州” 等，此类情况所占比重也不小。

　　5.以从前故县名中的某字置州

　　如霍州，是由盛唐县之前的霍山县在武德四年取“霍”字，而置霍州，“盛唐（县），本霍山（县），武德四年，以霍山……置霍州”；迁州，是由房陵县之前的光迁县，在武德元年取原县名中的“迁”字而置，“房陵（县），本光迁（县），武德元年曰迁州”。

　　6.以自然地貌名称中的某字置州

　　如弘农县境内有湖名为鼎湖，于是就以“鼎湖”名中的“鼎”字置鼎州，弘农县“武德元年曰鼎州，因鼎湖为名”。这种情况少见。

　　7.登州名称由来.

　　根据唐初“权置州郡”的六种命名方式，不难看出，“登州”名称的由来，符合上述六种方式中的第三种，即“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县所设的州，只以其中一个县名中的某个字来命名”，登州是由当时的观阳和文登两县地域范畴组成，它的名称只取其中文登县名中的第二个字——“登”字，来命名为登州的，登州称名没有涉及观阳县名。不过，登州州名，仅就“文登”而言，它又符合第二种命名方式，即“州名是以县名中的后一个字来命名”的。这就是登州名称的准确来历。简单地说，去掉“文登”中的“文”字，以“登”字称名“登州”。

　　四、登州存续脉络

　　唐武德四年（621）登州最早设于今威海市文登区，治所在今文登区治，下辖观阳县和文登县（观阳县自东莱郡划属）；武德六年（623），将登州之观阳县划属莱州，同时将文登县析置为清阳县和廓定县，此时登州只辖由原文登县地析置的清阳、廓定二县；唐贞观元年（627）废除登州，取消其下辖清阳、廓定二县，将二县合并重设文登县，文登县划属东牟郡；唐麟德二年（665）析文登县置牟平县（县治今牟平），文登县域只含昆嵛山以东地区的原廓定县范畴，与今地级威海市地域合一，属莱州；唐武周如意元年（692）以莱州之牟平、黄县、文登三县地重新设置登州，州治今牟平；唐中宗神龙三年（705）将登州州治移至今蓬莱（自此直至登州废，治所未变）。而此时登州的辖地直至宋代，包含今山东的蓬莱、黄县、栖霞、海阳以东地；明洪武九年（1376），登州升为登州府，辖地增加今招远、莱阳、莱西、海阳等县地；1913年登州废除，存在了前后1200多年的登州消失。

　　古威海最早的城是“阳廷”而非“不夜”

　　古文登地域或古代威海有记载最早出现的城叫什么名字？于今何地？通常都认为古代威海最早的城是“不夜”城，位于今威海市荣成市埠柳镇不夜村。

　　翻阅相关资料，知道古代威海最早出现的城并非是不夜城，而是位于今环翠区羊亭镇羊亭村（先秦称为“阳廷”）的古阳廷城。

　　历代注释“不夜”，皆以伏琛《三齐略记》所载：“盖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单纯探究“不夜”名称之源，此引文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若仅以此引文来说明“不夜”是古威海最早的城，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对伏琛引文的断章取义。因为就在伏琛所写的同一段文字中，透露古代威海最早出现的城是“阳廷” 。

　　伏琛此处原文为“不夜城，在阳廷东南，盖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异之也”。不难看出，前面所引文字是片面的，是断章取义。因为这段文字至少还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确定了“阳廷”的位置，二是“阳廷”早于“不夜”。要正确解读这条资料的关键，是准确把握引文的最后三个字“异之也”的含义。

　　古代由于太阳最早出现于胶东半岛最东端之今威海地域，人们很容易把自然和社会出现的事物和现象与太阳发生关联。特别是史书记载尧帝时曾派出主管天文地理的羲仲到半岛东端来观测天象，寅宾出日、倡农事、定农时、立春分等等，而观天象、定农时等都与太阳密不可分，自然就产生对太阳原始图腾的“日崇拜”。在“羲仲宾日”的影响下，成山头修建祭日的“日主祠”，最早出现的建筑聚落也被称为阳廷、旸里、不夜等，都与太阳有关。

　　问题是，在“日图腾”崇拜观念下，重要建筑确定名称与“阳”字有关时，后起的建筑与前面带“阳”字的建筑，在命名上必须要有所区别不能重复。

　　这必然涉及到具体的“阳廷”和“不夜”两城孰早与孰晚的问题。伏琛的上述记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依据。显然，在不夜建城之前，就已经有了“阳廷”城。为了把“不夜”城在名称上区别于早已存在的“阳廷”城，避免重复出现“阳”字命名，就用了表达同一事物的“不夜”二字来命名新建的不夜城。这就是伏琛记载中，之所以要用“异之也”三个字来进行表述。显然，就是为了将二者在取名问题上要有所区别。

　　“异之也”三字无须争议地说明，“阳廷”建城在前，“不夜”建城在后。用“不夜”二字，只是为了区别于早先出现的阳廷城名称中的“阳”字。因为“阳”字与“不夜”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

　　从“不夜”的命名，可以确定两个问题，一、“阳廷”是威海历史上有正式记载的、有名称确考的最古老的城，且至今原有名称仍在沿用，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城”；二、“阳廷”是古威海最早能具体确定地理方位的古城。因为伏琛记载中明确指出了“不夜城，在阳廷东南”，那么换言之，古阳廷城的地理方位，则在今荣成埠柳镇不夜西北。

　　问题是，“阳廷城”比“不夜城”建城要早且古老得多，为什么“不夜”在人们心目中的知名度和地位都远远高于“阳廷”呢？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不夜”在汉代曾设有“不夜县”，曾是半岛东端的政治中心，政治地位高，对后人或外地人来说，知名度当然要高于阳廷。而在现代，阳廷知名度不高原因较为复杂，一是因为人们对伏琛所记没有给予全面了解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二是现今威海的人们对自己少得可怜的古城、古聚落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地位缺乏应有的认知（而对用今天的水泥、砖瓦临时堆建的所谓“古建筑”则过誉之）；三是地方史志研究者在开掘历史文化方面有一定的缺失。四是有关方面对“阳廷”古城在舆论宣传方面做的不到位。

　　今环翠区羊亭镇之羊亭村（古阳廷城）是威海市域内，史志资料有明确记载、有具体方位、名称延续几千年不变的、罕见的、最早的城和村落，是具有很高文化价值的历史遗存。

　　古威海走出的巨毋霸及其猛兽部队

　　孙子在《孙子兵法·计篇》中提出了战争制胜的“五事、七计”方略，在“道、天、地、将、法”五事中提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这里的“法”，字面意思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于其中的“曲制”，曹操的解释是“曲制者，部曲、幡帜、金鼓之制也”。通俗地说，“曲制”就是指部队的编制、标识及配套的信号装备。可知，编制问题在军队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古今中外的军队建设史上，曾存在过各种不同的编制制度和编制形式。但是，把猛兽作为部队的编制、并参与重大军事行动，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却是极其罕见的。而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猛兽部队参与重大战争实践的明文记载，这就是王莽新朝时期，从古威海走出的巨毋霸及其猛兽部队。

　　巨毋霸，又称巨无霸，在现代人们的生活中，一般指巨大的事物或超大规模的东西，用以形容和强调某事物的规模和地位的卓越性。中文中，“巨无霸”在商业领域用来形容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而为行业领先者；在体育赛事方面形容表现出色实力强大的冠军球队；在其它方面形容具有开创性贡献或影响力的人物或作品，也指实力强大的组织或机构及团队。总之是形容庞大事物、巨头等等。

　　现代作为形容词的“巨无霸”三字的渊源，却是起自于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名字，他就是王莽新朝时期的巨无霸（王莽曾改为巨母霸）。由于他超大的体态形象和超强的体能和能力，而被后人赋予了形容词的功能和内涵，而不是单一指称一个人的名字了。

　　据《汉书》记载，巨无霸名字最早出现于王莽新朝（公元9—23年）初年。是时，巨无霸到夙夜郡（治今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埠柳镇不夜村）报名参军。由此可知，巨无霸最早出现于今山东威海地域。据斯时新朝夙夜郡太守韩博介绍，夙夜郡有一个长得很奇特的、名叫巨无霸的勇士，身高一丈（约合今230公分左右）、腰粗十围（约两米左右），“长丈，大十围”。如此粗壮高大之人应该都是有的，但并不多见。由于身材壮硕，一般的轻车是装载不下的，且三匹马也是拉不动的。于是韩博就以四匹马所拉的大车，车上插着标识着威武的虎旗，载着巨无霸进京献给皇帝王莽。巨无霸平躺时头下枕的是大鼓，吃饭所用的筷子是铁质的。到达京城郊区后，韩博先进皇宫朝见皇帝王莽。他对王莽说，像巨毋霸这样的奇人是上天恩赐给新朝用以辅佐王室的,应该给予高档的礼遇来接待他。他建议王莽做一个用大张皮革包装的高大兵车，带着皇家警卫部队武士所穿的军装，派大将一人，带领警卫部队的勇士一百人，在官道上隆重的迎接他。因为巨毋霸身材特点，京城现有的房子小没法住，建议给他建一个高大的房子居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显示给那些众多的少数民族看，达到震慑安定天下的目的。王莽基本上采纳了韩博的建议，对巨无霸给与了足够的重视。但却没有将他接进皇宫，而是将他将安置在郊外新丰之地居住，“夙夜连率韩博上言：有奇士，长丈，大十围……自谓巨无霸……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即日以大车四马，建虎旗，载霸诣阙。霸卧则枕鼓，以铁著食，此皇天所以辅新室也。愿陛下做大甲高车，虎贲之衣，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于道。京师门户不容者，开高大之。”

　　围绕“巨毋霸”这个名字还有一段趣事。韩博对王莽篡夺汉室江山的行为有不同看法，但又不能直接阻止皇帝王莽对汉家江山的篡夺，于是就利用向王莽奉献巨毋霸之机，以“讽”的方式来进行劝谏。原来，王莽的字叫巨君，“巨无霸”讽喻王莽不要篡夺霸占汉家江山（此时王莽已篡夺了汉家天下），“巨毋霸”三字隐喻着：“巨（君）毋（不要）霸占（汉家天下）”。王莽开始没有领悟，当王莽回味过这层意思后，心中大怒，认为这不应该是韩博这样地位的人所应该说的话和做的事。于是，王莽就将韩博判处死刑。“博欲以风莽，莽闻恶之。征博下狱，以非所宜言，弃市。”

　　王莽虽然将举荐巨无霸而立了大功的夙夜郡太守韩博处以极刑，但对巨无霸本人却是相当恩宠的。

　　首先，王莽按照韩博所提建议，在新丰给巨无霸建造了高档住处，提供了高大的车辆，并派出了皇家警卫部队给以护卫；

　　其次，将巨毋霸的名字改为“巨母霸”。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正是在王政君的庇护提携之下，王莽才一步步壮大了王家和自己的实力，最后才篡夺了汉家天下。因此王莽对王政君是非常感恩戴德的，在他正式做了新朝皇帝后，就将王政君由汉元帝的皇后——太皇太后，改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亦即像西王母娘娘那样，当为历代之母的意思。王莽得到巨毋霸之后如获至宝，于是，就将巨无霸的名字改成了“巨母霸”，一方面表示自己是因为孝元太后而当上了皇帝，说明上天是有预兆的；另一方面表示对巨毋霸的宠幸,“更其姓曰巨母氏，谓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

　　其三，将巨无霸破格提拔为垒尉。垒尉是中垒校尉的简称，是掌管军营围墙和工事的官员，即营垒的武官负责人，亦称中垒令。此职最早为汉武帝所设，为北军八校尉之一，秩二千石，职责是戌卫京师、兼任征伐，在汉代属于列卿级的高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中垒校尉掌北军磊门内，外掌四城，军队和城门的守卫工作。至三国曹魏之时，曾设有中垒将军，职责为宫禁宿卫。从其执掌和秩禄看，垒尉是军队的高级将领，属于卿大夫行列，是皇帝和统帅较为信任和重用之人。王莽能将投奔不久的巨无霸任命为重要岗位之垒尉一职，足以说明其巨无霸是有才干之人，故能受到看重和恩宠。

　　巨无霸生卒无考，尽管《汉书》和《后汉书》中都有记载，但其详细生平由于资料欠缺而无从全面考证。从掌握的资料看，巨无霸有两点事迹值得一书。

　　第一件事是，巨无霸的出仕，是为了报效国家和抵抗匈奴的侵犯而志愿参军的。据韩博上书王莽说，巨无霸“來至臣府，曰欲奋击胡虏”。此处 “胡虏”即指匈奴。可见，巨无霸主动参见夙夜郡太守韩博的初衷，就是为了抗击匈奴以保家卫国。在匈奴不断骚扰北部边境的情况下，巨无霸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两汉之际，包括新朝时期，总体上匈奴是中国北方的重大威胁。西汉末年，汉元帝将王昭君嫁与匈奴呼韩邪单于，对匈奴推行和亲政策，呼韩邪单于也上书汉朝表示“愿保塞，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子民”，自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汉朝和匈奴之间友好交往延续不断，使得“边垂得长无兵革之事”。

　　王莽主政后，对匈奴实行了一系列压制和激化矛盾政策，使边患不断的发生。如王莽要匈奴单于的名字符合汉族的习惯，以一字命名，为此匈奴单于囊知牙斯改名为单于知；王莽公元8年称帝后，继续激化与匈奴矛盾，当匈奴单于请求汉政权能赐给他一枚汉朝的旧玉玺，这本来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却遭到王莽的断然拒绝，使得匈奴“遂寇边郡，杀掠吏民”：王莽又派三十万大军出击匈奴，并将匈奴肢解为十五国，立呼韩邪的十五个子孙为“降奴服单于”，这事引得单于知大怒，遂分告匈奴“诸部入塞，大肆杀掠”，边界纷争频起；王莽又以此为借口征伐匈奴，并借以大肆征收赋税，从而使百姓流亡为乱，导致边塞空虚；王莽又将匈奴单于改名为恭奴单于，匈奴单于假装服从，率领兵马继续骚扰边境。由于王莽对匈奴政策的倒行逆施，在内地农民起义还没有严重威胁王莽统治之时，使得匈奴再次成为北部边患。而巨无霸正是在此时，面对匈奴对边境的骚扰，立志参军抗击匈奴。这体现了巨无霸的家国情怀。

　　巨无霸做的第二件事是，他在中国军队编制史上，培训和建立了第一支猛兽部队，并第一次将猛兽部队运用到战争实践之中。

　　据《后汉书》记载，王莽在新朝替代汉朝之后，曾广征天下懂得兵法之六十三家几百人，充当军队的各级军官，选练武士护卫，广泛招募勇猛之士，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军事编制人员和辎重行军时浩浩荡荡足有一千多里长。这其中就包含了巨无霸所训练的猛兽部队，为王莽的军队增添了威武雄壮之势。“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巨无霸“以为垒尉，又驱逐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

　　按这条资料记载，巨无霸所驯养的猛兽部队正式加入了王莽的部队，并参与了部队的军事行动。从“千里不绝”和“以助威武”等字面意思分析，证明了巨无霸所驱使的猛兽部队训练是有成效的，因而能入列部队的正式编制，也说明王莽是很倚重这支猛兽部队的。

　　这支猛兽部队的组成主要有四种，即老虎、豹子、犀牛、大象。众所周知，老虎听觉嗅觉敏锐，性凶猛、力气大，威武残暴；豹子似虎而较小，但却如同虎之凶猛，且喜伤人畜；犀牛形状略如牛，四肢粗大，皮粗而厚，鼻上长两角，很有蛮力；大象为陆地最大的动物，鼻子长圆筒形，皮厚，有长大的门牙。这四种动物的共同特点是在凶猛发作时，具有巨大的伤害性，当然也就具有很大的战斗力。但他们也是极难驯养的动物。能够驯养成功，并能被编入军队序列之中，这是需要极为天赋的动物驯养技能。这也折射出，两汉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老虎、犀牛、豹子、大象等猛兽的大量存在。

　　巨无霸及其猛兽部队参与比较重要的军事行动，乃是公元23年六月参加了历史上有名的新汉昆阳大战。

　　新莽地皇四年（汉更始帝刘玄元年，公元23年）汉偏将军刘秀攻下昆阳等地。五月，王莽派遣司徒王寻、司空王邑率领包括巨无霸所部猛兽部队在内的四十二万，号百万大军围困了昆阳等地。刘秀采取里应外合之策略，身先士卒，以一当百冲锋陷阵，城中守军乘势出击，大败莽军。“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

　　本来，巨无霸所率之猛兽部队，根据它们能在远距离行军当中“千里不绝”“以助威武”的表现，是完全能够在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但是，天不作美，正当两军在决战之时，老天下起暴雨，刮起狂风，雷电交加，屋瓦皆飞，滍水暴涨横溢，导致莽兵大败，自相践踏，争相跳水而逃溺死者过万，水为之不流。巨无霸的猛兽部队尽管被巨无霸训练有素，但在如此溃败战况和恶劣天气的交相影响下，士卒尚且阵势混乱、建制崩溃。作为兽类组成的猛兽部队当然受到惊吓而不知所措。“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此事《汉书》也有类似的记载，“（莽军）军乱，天大风蜚（飞）瓦，雨如注水，大众崩坏号呼，虎豹股栗，士卒奔走，各还归其郡。”这里也提到，由于天气的原因导致猛兽部队受到惊吓而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于巨无霸所训猛兽部队及其参加昆阳大战之事，《资治通鉴》也有记载，“（王莽）以长人巨无霸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溺水死者以万数”

　　尽管巨无霸的猛兽部队在南阳大战中，由于客观的因素制约没有发挥它应能发挥的作用，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巨无霸所训练的猛兽部队及其参与的军事行动，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巨无霸投奔王莽后，由于身材壮硕、力大无比，因而被授予训练皇家所豢养猛兽的任务；又由于训练猛兽成效显著，被授予中垒校尉主管猛兽部队。这支猛兽部队成为王莽威胁山东对手的王牌。 据载，在刘秀攻下南阳等地后，王莽在派遣大司空王邑进攻南阳出发前，曾倾国家府库所有以资助王邑，这其中就包括巨无霸所训练的猛兽部队，“倾府库以遣邑，多赍珍宝猛兽，欲示饶富，用怖山东”。显然，这是把猛兽部队作为震慑刘秀等关东敌人的手段。

　　巨无霸训练猛兽部队一事，至少说明，一巨无霸是一个高明的驯兽师，在不长的时间内训练出一支能参与部队行动的猛兽队伍，展现出他的高超驯兽技能。二巨无霸的猛兽部队的出现，成为我国军队编制史上第一支、或唯一的一支由猛兽组成的队伍，尽管它只是一种部队编制中的特例。

　　利用兽类编制部队作战，不是巨无霸的首创。早在公元前279年的战国时期，齐国的将军田单曾用火牛阵大败燕军。“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纹，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大骇，败走”“齐七十余城皆复为齐。”但训练猛兽部队参与作战，却是巨无霸无可争议的首创。

　　巨无霸的猛兽部队和田单的火牛部队，都是兽类组成的队伍。不同的是，田单的火牛部队的组成主体是经过驯服的牛，巨无霸所组织的是由野性十足的猛兽组成的队伍；田单所组火牛队伍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巨无霸所组猛兽部队因天气原因没有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