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敬民

　　文登“金代一榜十九进士”是笔者酝酿十几年的课题，因资料欠缺、把握不准，所以始终没能动笔。近年对于霖逢“大定明昌间，登甲科、策仕版者，彬彬郁郁，质有其文”所言反复揣摩 ，同时对金世宗的重大科举改革措施“进士文优则取，勿限人数”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整个金代科举史、科举新政、皇帝教育家金世宗的教育思想进行全面考察研究，进一步坚定了笔者对此课题深入研究的信心，故在教育科举史前辈们的鼓励指导之下，终于写就此文。观点是否正确、论证是否有说服力、结论是否合乎史实，本文只能是抛砖引玉。只要能引起学界重视，使学界大家不吝赐教，能参与讨论，以求问题得到解决，则笔者无憾矣。

　　《文登县学记》是郭长倩为纪念文登县学重建、应对新科进士和乡贤的“求文”而写的碑文。十几年前，作者通过解读考证《文登县学记》，发现其字里行间渗透出一个重大信息：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即公元1172年殿试， 文登考取19名进士。

　　一、科举中式“集中涌现”是“文登学”名扬天下的根本原因

　　科举的集中涌现，是文登科举史上的一个重大而突出的特点和表现。

　　古代“文登进士”就数额来说，在全国县级行政区划中并不突出，即使在清代登州所辖的7个州县小范围内，也只排第4位；在科举中式等次上更不占优势，且不说一甲“赐进士及第”在整个文登县科举史上空额，即使二甲“赐进士出身”也少见，众多的是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但是，“文登县学”的声誉却很高，“文登进士、举人”也名声大噪，以至人们把文登进士、举人的母机“文登县学”誉称为“文登学”。“文登学”也因此而名扬天下，知名度远远超越其它科举中式总数超过文登县学的邻县县学。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文登科举考试有一个使人们记忆深刻的高光亮点，即，虽然中式的总数、等次方面不占优势，但科举中式的集中涌现却十分突出。举人、进士的集中涌现，造就“文登学”的声誉。

　　文登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怕多，就怕摞压摞”，就文登的科举乡试中，一科取3名举人就有11科，一科取4名举人就有7科，一科取5名举人就有5科（国家规定县学一科考取举人1名即为合格），这种集中涌现无疑提高了文登县学在山东省内的声望。在殿试中，金代“一榜十九进士”（本文后面将重点考证）和清代的“一榜七进士”，在科举“殿试唱名”制度下，使得“文登县学”的名声，至少在众多学子心目中印象显得格外深刻。试想，一个远在海隅边陲、名不见经传的“文登县学”，能够在皇帝的金殿上被胪唱高呼19次和7次，它的社会影响必定会远远超出登州府界。这是一种何等级的广告效应？

　　文登清代顺治十二年（1655）的“一榜七进士”是文登科举史上中式的一次集中涌现，是没有争议的历史存在，但是，对于金代大定十二年（1172）的“一榜十九进士”一事，却因历史久远、资料的欠缺、研究的忽略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形成大众的共识。所幸的是，金代文登名人郭长倩在《文登县学记》中为人们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原始资料。本文试解读郭文，将被尘封的“金代一榜十九进士”揭示于世，以期同仁指正。

　　二、《文登县学记》是对19位新科进士的回复之文

　　文登县学诞生于北宋第一次兴学运动，宋徽宗大观（（1107—1110））年间成为当时整个登州府规模最大的县学。金代伪齐刘豫统治期间，因赋敛苛重导致农民起义队伍攻陷文城，文登县学校舍尽毁，以至荒芜长达40年。金大定十二年（1172）县令李大成在全县德高望重者群体的支持下，经过一年半的努力重建文登县学，使之面貌焕然一新。为表彰李大成的杰出政绩，文登县众乡贤决定立碑以记其事。时值该科举年殿试刚刚完毕、皇榜进士通知书刚刚发出，真可谓是双喜临门。接着，全县的“耆旧”及本科举年新科进士们联名致函，敬请郭长倩为之书写碑文。于是，郭长倩便写了文登史志上著名的《文登县学记》。

　　《文登县学记》既是郭长倩为纪念李大成重建文登县学的功绩而写的碑文，也是对文登德高望重群体“耆旧”和“新进”们“求文”的回复。有求必应，有应必答，显然，这篇记文回复的主体，就是“耆旧”和“新进”。而碑阴“耆旧”和“进士”们的列名则属他们对郭文的具名答礼。

　　《文登县学记》是文登地方史上最早出现的反映当代史的原始宝贵文献，由于是大定十二年的人讲述大定十二年前后发生的事，因而它是今人研究文登金代历史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其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威性，更是我们判定金代“一榜十九进士”的最重要、最可靠、最直接的依据。《文登县学记》对文登史志研究，特别是对宋金时期文登地方史的研究，其资料价值和学术地位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从文登地方科举研究的角度来说，《文登县学记》的资料价值远远超越了《金史》。因为《文登县学记》是金代事发当年而写的碑记，属于纪实性的资料，不存在虚假成分。而《金史》是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才成书，距《文登县学记》1172年成文，已过去了170多年。二者在文登地方史志研究方面的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三、《文登县学记》位次安排，说明“进士”只能是新科进士

　　这篇碑记包含两大部分：一是郭长倩所写碑文，内容包括简介文登的历史及县名来历；文登“士好经术、俗尚礼让”的民风；文登县学的建立与被毁；李大成重建县学的功绩及重建后的文登县学风貌；书写碑文的缘由等。二是碑刻所涉人物。碑刻所涉人物分两组，分别刻于碑阳和碑阴。碑阳所涉人物有文登县除县令之外的上层人物，包括副县级的县丞二人、副县级的主簿一人，碑文作者一人、还有书丹撰额者一人（古代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习俗，即，书丹、撰额者与撰文者地位是相匹配的）；碑阴刻有文登县之佐吏、“耆旧”、进士，以及列在最末的与县学重修有关的参与者。

　　碑阴所涉人物分为四部分，一是有明确“进士”身份共19人；二是碑文尾部“门子”以下17人，为县学重建中的一般参与者包括看门、看管、保卫、木匠等；三是管勾、从事、左史、典史等有明确职务和散官身份者；四是郭长倩碑文所说的“耆旧”，即当时文登县的“德行高尚”“广受尊敬”“社会上有名望”等老者，他们都是没有明确社会身份者（其中包括郭长倩的老朋友、旧相识），共一百多人，占碑刻人物的绝大多数，基本涵盖了全县的乡贤。

　　这些人凑在一起，位次前后顺序的安排就成为慎重的议题，特别是身份相同的人孰前孰后难处理：既不能有位置上的僭越现象，也不允许妄自菲薄的现象。从所列身份看，大致是按照职务、地位、名望、散阶、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经过综合考察衡量而确定的。可以肯定的是，绝不会按某个单一条件决定位次。故名单中出现同职、同品、同散阶之间排位先后差距较大，品高、品底者居前、居后不一；职高、职底者居前、居后不一；散阶高、低者居前、居后不一。有正式身份的和无正式身份的居前、居后不一。即使同为进士身份，也是居前、居后不一，有的甚至排在很靠后的位置。这种经综合考察来确定所有参与者位次的做法较为公平，也符合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官场座次排列规矩。这个文化传统直至今日仍盛行不衰，它属于社会生活和官场礼仪中的正常现象。这就不难理解，同为“管沟”小吏的王才排在第一位，而史庆仁却排在第7位；同为“进义校尉”的刘树列于第9位，而于宽却排在第103位；按说“进士”身份都应靠前，但是最靠前列的进士马延祚只排在第4位，进士宋思顺居然被安排在第122位（进士只有19人）。这与进士身份似乎不十分恰当，但因为是综合评定，也只能如此。当我们把这里的“进士”与郭长倩所说的“新进”一词联系在一起考察，“进士”的排位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新科进士具备当官的资格却不是官。

　　四、“新进”就是碑阴列名中的19位“进士”

　　1.何谓“新进”？

　　郭长倩1172年在《文登县学记》中提出了“新进”一词，这个词汇作为一般的历史常识人们都是熟知的。但是，在本文中联系碑阴所列“进士”一词，郭长倩所谓的“新进”应该是具体有所指的。那么郭长倩这里的“新进”具体指什么？理解了“新进”词义后则一目了然。

　　“新进”是什么意思？“新进”又称“新登”。

　　《辞源》：“新进，新入仕途或刚登科第的人”。

　　《辞源》：“新登，新近擢升或及第登科。”

　　《文苑英华·姚合寄李频诗》：“珍重君名字，新登甲乙科”

　　《辞海》“新进，旧称新入仕途或新中科第为新进”

　　除去表示刚当官、“新入仕途”之外，“新进”就是对应届科举考试中刚登第的人的称谓，它是对科举制度中刚中式者的专用名词，是不可随便乱用之辞。因此，“新进”或“新登”只是对应着新科进士的称谓。

　　金大定十二年新中式的进士们，在新建文登县学落成后不久，就联名请求郭长倩为新校舍落成纪念碑书写碑文，而《文登县学记》正是郭长倩应这些“新进”们的请求而写的，“于是，县之耆旧及新进以书抵京师，求文于长倩，将刻琬琰，以记厥功”。这里，通过信函向郭长倩“求文”群体只包含两部分人：“耆旧”和“新进”。内中没有只字提到其他任何群体。至此，人们对郭文提到的“新进”与文后所列19位“进士”之间的关系，应该基本上是能有所悟。

　　由上可知，郭长倩所言之“新进”就是指的1172年科考刚中式的进士们。

　　问题的关键在于，“新进”是否就是碑阴所列人物中的“进士”们？

　　2.碑阴所列19“进士”就是郭文里的“新进”

　　根据碑阴所列举出的19位进士，共性是没有散阶、没有职务、没有差遣，只有进士这唯一的身份。但他们却能与当时文登县的佐吏管沟、从事、佐史、典史等这些政府吏员编列在一起，而这些佐吏用现在的话说，都属于文登县的中层干部，地位相当于现在的科局长一级。与佐吏为伍，这恰好说明这些进士只能是新科进士，即“新进”。因为新科进士既不是正式的官员，也不属中层佐吏队伍。他们有的只是“进士”头衔，即具备做官的资格但还不是官。因此，上述编列的位次安排与“新进”身份是相符的。

　　碑阴19位“进士”能与文登县德高望重的“耆旧”编列在一起，至少说明文登人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传统。“进士”属于高端知识人才，尽管他们还不是官，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受到人们的尊崇也是必然的，把他们与受人尊重、受人敬仰、德高望重的“耆旧”编列在一起，是社会对他们地位的承认和尊重。他们的地位准确地说，是位于县高层之下、与县吏佐同列、与“耆旧”比肩。这与“新进”的地位是相符的。

　　假如这19位“进士”不是“新进”，而是早已被任命为官员的往届进士，那么其地位要比刚登科的进士要高得多，决不会和县里这些佐吏们编列在一起，因为二者之间地位相差悬殊，编在一起是不符合封建社会的“正名说”。更重要的是，若他们是早已任了官的往届进士，那么他们在碑文列名的身份就必定标明现在所任的官职名称，而不会是单一“进士”身份。这只要看一下“县丞高仲渊、主簿纳懒阿、县丞张任、进士郭荣祖书丹并撰额”所涉人物的身份和大名郑重地列在碑阳而不是碑阴，就一目了然了。可见这19位“进士”并非属于已担任官员的往届进士之范畴。他们被列在碑阴则自是有其道理。

　　假如这19位进士不是“新进”，而是往届积存下来的没有任官的进士群体，那么，如此大的群体没有被任官而闲置在家，这又与金朝所面临人才奇缺的实际不符。因为金朝刚统一了北方，急于用大批的汉族人才来治理被征服的地域，“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金史·卷五十一》）。对汉族人才的渴求，是不太可能允许一个小小县域竟然有多达19位往届进士闲置在家而不用，那是匪夷所思的事。结论只能是：碑阴列名的19位进士，就是郭文中的“新进”。历代新科进士在殿试张榜与正式授官之间都有一段闲置期，期间身份只是“纯”进士而已。

　　从社会交往关系的逻辑角度说，碑阴的“进士”就是郭长倩文中的“新进”。这个逻辑是：先有“耆旧及新进”们向郭长倩“求文”请求，然后有郭长倩对“耆旧新进”们的回应之文，然后有“耆旧新进”们礼答郭长倩而在文后集体列名。有求有应、有应有答，“求文”“应文”“礼答”三者应该是统一的。按一般的逻辑常识，求文的是新进，应文的对象也应该是新进，文后的礼答列名仍旧应该是新进。然而，碑阴文后礼答列名出现的竟然不是“新进”二字，而是“进士”二字。因此，根据逻辑推导，文后礼答列名的“进士”，实际上就是郭长倩所说的“新进”，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讲得通。从心理上考虑，从一般的人情交往考虑，这些进士在礼答列名时，不应自己落款为“新进”，只能写“进士”二字。因为“新进”是除己之外别人对他们的称呼，他们自己不宜称呼自己为“新进”。故，碑阴列名礼答只能具名“进士”。

　　“新进”是郭长倩对新科进士的称呼，所以碑文后的“进士”就应是“新进。”

　　金代遗存地方史志资料不多，仅今人所知当时具进士头衔的还有郭长倩、郭荣祖、郭天锡、徐待问（？）等，尽管他们也都曾是进士，但都没有列名于《文登县学记》碑阴之“进士”行列，按照列名应有的规矩而论，就“进士”身份而言，他们也应该以“进士”身份列名于文后，但却没有。唯一能解释的是，因为他们都不是“新进”，并且另有身份。

　　确认郭文中的“新进”就是碑阴列名中的“进士”，它的意义在于，1172年这届科举殿试，文登县考中19位进士。

　　五、“一榜十九进士”出现的客观因素

　　1.人才数十年积存的大爆发

　　金政权在征服和统治中原的初期，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遭到极大破坏。仅文登县学遭到破坏后，长达四十年校舍荒废、学校教育停办。学校教育普遍受到冲击，则科举取士必然受到影响。但是，这种冲击却使文登出现了表面上似乎相悖的两个客观现实：一方面学校教育停办，必然影响科举中式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学子想通过由县学统一有组织、按规定、有步骤地、按部就班地参加科举考试已很困难，他们只能通过其他渠道参加应试，这必然影响到科举正常取，当然也必然影响科举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因学校停办、正常科举程序受阻，随着时间的拉长和推移，又为文登积存了众多科举后备人才。一旦条件成熟、机遇际会，这些科举后备人才必定会集中涌现。

　　机遇来自于女真族杰出的政治家金世宗当政时期，即大定年间（1161—1129）。文登积存多年的具有进士水平的学子们，一发不可收拾地参加了大定十二年的殿试。这使得文登就有19位学子中式而成为进士。文登在金世宗时期的这个现象，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与几百年后的“文革”后期相类。“文革”十年大学停办，教育受到冲击，一方面使文登多达11届众多能够进入高校的学子高考无望；另一方面一旦高考恢复，又使得大批遭到耽搁的77级文登学子们鱼贯而入地考入高校（当年高考恢复时，文登学子高考入学率在全省县域中是排在前列的）。历史出现一种惊人的相似。因此，大定十二年的文登“一榜十九进士”，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现象。

　　2.金世宗时期的教育盛世

　　首先，文登大定十二年集中涌现十九进士与金世宗重视教育、重视科举有绝对关系。金世宗是中国古代史上、更是金代著名的政治家，号称“小尧舜”。同时，他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罕见的、著名的、少数民族出身、身份为皇帝的教育家。正是在这位“皇帝教育家”之时，文登出现了一榜十九进士。他提出“荐举人才，当今急务”“止取实才用之”的人才思想，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用人应以才学品德为主，不求全责备；要不拘常例、随才为使；內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等。他注重发展教育事业，大力健全科举制度：设置太学，健全殿试，创女真进士科，遍设府州学校，把读书向善、修身养性、忠孝教育放在首位等，金代教育科举有较大发展与金世宗教育思想和建树密不可分。

　　其次金世宗时制定了一个重大而特殊的新政策：“进士文优则取，勿限人数”。文登一榜十九进士的集中涌现与金世宗的这个政策有密切关系。因为文登的郭长倩在金代是“文优”的杰出代表，被当时的人们誉为“泰山北斗”，成为时人的楷模，对文登学子有着重大影响。文登出现大批“文优”的进士人才，与郭长倩文学地位的影响绝对是分不开的。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又恰逢金世宗“文优则取，勿限人数”的英明政策出台，从而使文登1172年出现众多“登甲科”者。

　　再次，金世宗大力发展教育科举，极大地改变了人文风俗和社会风尚，使文登的社会风貌有了很大改观。文登《光绪志》主编、解元于霖逢在志中说：“金源之世，文教大兴。大定明昌间，登甲科、策仕版者，彬彬郁郁，质有其文，一变榛狉之习。”此言非常真实地反映了金世宗时期的教育文化科举的昌盛，及其对文登社会风气改变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为文登的科举事业培育了大批科举后备人才。显然，文登大定十二年一榜出十九进士绝不是偶然的。文教大兴才能人才辈出，人才辈出才能改变社会风貌，才能“质有其文”，才能有众多的“登科甲”中进士。这是一种非常良性的循环。

　　《金史》有言：“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而金代科举“得人为盛”是始于金世宗大定年间，文登的一榜十九进士正是发生在此时。

　　六、金代大定十二年19位中式者称谓

　　1.为什么把金代“一榜十九进士”之事确定为金世宗大定十二年?

　　金代科举实行三年一科制，始于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此处的“辟”字盖指以殿试为收尾的三年一周期的科举年。三年制的首“辟”殿试应该是正隆二年（1157）的春季，按照三年一科推算，“一榜十九进士”的科举年应为1170至1172科举年。1172年就是该科举年的殿试年。

　　重建文登县学的落成之日是壬辰年三月，即1172年阴历三月。这个月正是该科举年的殿试月，而郭长倩给文登县学写的碑文暨给新科进士写的应答回文《文登县学记》的落款，明确是写于“大定十二年七月初吉”。殿试年、新进、干支、碑文落款等诸多因素，都把此科举年的殿试时间定格指向公元1172年。

　　2.19位新科进士的数字和名称确定

　　《文登县学记》碑文提到的进士共有21位，其中郭长倩是人所共知的皇统六年（1146）经义乙科进士，自然应排除于壬辰新科进士之外。

　　郭荣祖“书丹并撰额”者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他也绝不可能是新科进士。因为众所周知，封建社会为有名望者和重要的碑文“书丹”及撰额，都是挑选与碑文作者地位相匹的社会贤达所为。而新科进士的地位是不可能和“泰山北斗”称号的郭长倩相匹配，来承担书丹撰额的。书丹撰额者只能是超越新科进士的地位和身份，社会声望和地位也较高的往科进士才能胜任。故德高望重的往届进士郭荣祖也应排除在新科进士之外。

　　至于有的材料记载董居仁是“大定十二年（1172）以前进士”，而将其排除于新科进士之外，是无确考的说法。更何况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他在金章帝泰和二年（1202）为文登县令王瑜所写《王公去思碑记》时才露面，而这距《文登县学记》列名之时，已经过去整整30年了，大概率可以排除董居仁为“大定十二年以前进士”的结论（有确凿证据除外），在没有其他任何身份标识和证据的前提下，董居仁理所当然地应属19位新科进士之列。

　　结论：《文登县学记》文中碑阴所列的“进士”都是新科进士，共有19位。

　　对于金代大定年间的一榜十九进士这一现象的名称，可称为“金大定一榜十九进士”，也可称“金壬辰一榜十九进士”，或简称“金代一榜十九进士”。

　　本文所提“金大定一榜十九进士”这一命题，主要是依据郭长倩《文登县学记》的记载而论证，由于笔者不掌握金代科举的原始殿试资料，所以只能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结果向学界报告，提供给方家学者们作以参考。最大的希望是能引起学界的重视，通过争鸣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本文只是探讨而不是最终结论。